其次在用人选拔上，则是“重文轻武”对科举考试也是格外重视，有宋一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状况也比较多，官吏更加趋向于平民化。
所以在宋代，不同于以前的朝代，这是一个经历了多年藩镇割据以后的一个一统的王朝，也是一个没有经过农民起义而成功的朝代，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的统治也是不同于前朝的，赵匡胤的夺权方式决定了他必须要“重文轻武”，意味着他治理国家必须要先“安内”要先加强集权稳定皇权。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宋代是个商品经济极度繁荣的时代，宋代允许土地的买卖，很多的小地主和自耕农数量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大大促进的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像是宋代突破了坊和市的限制，以前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分离的，到了宋也就突破了这样的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在宋朝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人民有钱了就不断会有民事纠纷的案件产生，这也促进了法治的完善。
在宋代文化也是不断向前发展，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词人，像是苏轼，柳永等等，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描绘出来，柳永更是写出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一曲《望海潮》就将宋代钱塘地区繁华景色描绘出来，即使是在现在，人们读来也会对这样的景色欣羡不已。
对于重农抑商观念，到了宋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人永远是排在最后的，地位是最低下的，而在唐代也规定了商人出身的孩子不得走仕途的道路，这让人想起了《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明明才高八斗，只是因为商人出身空有一身抱负，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到了宋代这种观念是逐渐变化的，士农工商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官员也会经商，而商人也会努力走向仕途。
法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法治人文化的发展
以上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改变促进了其比较完善的法治体系的形成。
经过唐代的发展，唐代的法律制度为宋代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宋代的治国方式的改变形成了独有的“宋朝特色”，“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主导思想，而著名的史学家徐道邻先生也说“中国的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而法治的破坏是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夫刑法者，理国之准绳，御世之衔勒”宋太祖的治国理政方针便是依法治为本，以民为本做一个宽厚爱民的好皇帝。
他曾多次下诏要地方官员知道民生疾苦，宋史中就记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且对狱讼之事颇为关注，多次下命令反复重申这件事情，虽然宋代昏君比较多，但是在这一方面却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刑狱的官员要慎重选择，宋代是个十分重视法度的朝代，而关于这个官员的选拔，颇为统治者所重视，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宋会要》记载“应朝臣京官及幕职州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庶资从政之方，以副恤刑之意。其知州、通判及幕职州县官等，秩满至京，当令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也就是说武林是在京的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要学法，懂法，要是不合格的会给予相应的处罚。这些措施促进了宋朝法治建设的发展，也避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可以看出宋代的君王也是以民为本的，具有初步的人文主义思想。
宋代的法律与秦律的“苛政猛于虎”截然相反，随着社会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律也越来越完善，逐渐开始有了为民着想的可能，尤其是到了宋朝更能体现。而最能体现出人本思想的便是在监狱之中了，监狱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就是人间地狱，进了监狱的人不是作奸犯科便是大奸大恶之人，而坐监狱的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像是里面的狱卒可能会虐待你，监狱里的室友可能会欺负你等等，但是在宋代对待犯人的法律却让人“感动”，宋人监狱是男女分开，轻重有别，有重病的囚犯要医治在《州县提纲》中有记载“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仍追其家属看待，或有患疮者，亦须别牢，时其濯洗，毋使与余囚相近，盖囚者同匣而卧，朝夕薰蒸，必至传染。”“若妇人当刑禁者，必先验其有无孕，恐或堕胎，无以自明。”为了防止传染病，还会对生病的犯人予以隔离操作，老弱病残还会给予特殊照顾。
此外，宋代法律还是格外重视犯人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给犯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坐牢也要坐得舒服，要有衣服穿，要冬暖夏凉，要有生活保证，健康保障，还有疾病保障，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宋代法制的发展是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便是法律制度的缺失，在此基础上便更加注重法制的建设，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安内”，内部人民过得丰衣足食，那么国家便会安定，当然其法律制度并不是完善的，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单就这一方面来说，秉承了以民为本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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