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君卑臣”的观念通过集议被反复呈现和强化，直抵人心。本文从始皇帝一朝两次集议入手，挖掘集议背后所蕴含的皇权运作方式，揭示秦始皇通过集议塑造其“皇帝之威”的苦心孤诣。
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初并天下，黔首康定，疆域空前辽阔，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已远超前人，“王”的称号已经不能和他的功业相匹配，故要更新“名号”，新的“名号”将会涉及到执政合法性问题。“其议帝号”也表现出秦王政对“帝”字的倾向性，这是秦王政对其“名号”质的规定。
因为秦王政认识到自战国以来，人们在心里已经越来越能接受“帝”是一个比“王”更高的存在，人们习惯于将“帝”置于“王”之上的做法，如果“名号”中缺少“帝”字，那将是极不完美的。最后秦王政作出裁决：“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三皇的具体人物有多种说法，透露出更多的“神化”色彩。此时秦王政所取得胜利已把他置于历史之巅，他对自己所成就的事业有着无比的自信和绝对的自负，对自己权力的质的规定绝不会满足于“帝” 所具备的世俗的绝对权威性，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神圣性，“皇”就是这样一个能超越世俗意义的称号。
故秦王政便自定名号为“皇帝”，将世俗的绝对权威与神圣性合二为一，将最尊崇的名号与最高权力结合为一体，实现了“圣人”和君主的合而为一。在这次集议中，除了定“皇帝”号以外，秦王政还接受群臣建议，改“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
由“制”“诏”的确定可以看出秦王政有意将自己的权力予以仪式化和符号化。而“朕”原本是上下共称，现在却成为皇帝独称，表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因此雷戈认为：“皇帝制度是一种对社会成员身体、思想以及话语的全面管制体系，它因此而特别设计出一整套象征和专用符号仪式来体现这一点。
秦王政还废除了谥号，秦始皇为了防止“子议父，臣议君”那样有损皇帝威严行为的出现，果断地废止了谥法。他完全不顾谥法出现是出于尊祖敬宗的合乎礼制的行为而强加废止，也可能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谥号的大范围使用，不符合皇帝至上和独尊的理念，不利于保证其绝对权威，故果断废止，代之以毫无评价色彩的数序来计算世代，自称“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此刻，“皇帝成了认识的禁区，只能服从而不能进行评论” 。臣民完全被笼罩在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巨大专制统治的压力感之中，只顾埋头服从于绝对权威，而失去任何评论乃至思考的机会，这也是秦始皇乃至后世历代君主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秦朝另外一次影响较大的集议就是封建郡县之争，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前后讨论了两次。第一次，丞相王绾“请立诸子”，始皇帝“下其议于群臣”，群臣大都赞同封建之意，但廷尉李斯持不同意见，认为周文王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众多，到最后还是与周王室逐渐疏远，诸侯相互攻伐，连周天子也不能禁止。这种看法得到秦始皇的支持，第一次封建郡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三十四年，秦始皇摆酒咸阳宫，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再次就封建郡县问题争论起来，“始皇下其议” 。同样，李斯再次代皇帝发言，批判“愚儒”对当下政治体制的反动：“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于是李斯有意将这次事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领域，提出了“焚书”的主张。
上述分析主要着墨于两次集议中所蕴含的皇权因素和思想史意义，但秦始皇在集议中所表现出的主导地位及集议程序之于皇权建构的意义更应得到重视。从集议程序来看，这两次集议都是由皇帝主动抛出议题，后交由臣下讨论，随后将讨论的结果上报皇帝，由皇帝作出决断，裁决的结果可能会立即成为法律，予以执行。从指定议题到一锤定音，整个集议程序都是围绕着皇帝进行，显示出皇帝在整个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也有学者认为，在集议中，臣下被赋予了广泛讨论议题的权力，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甚至可能会对皇帝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臣下讨论的议题是皇帝制定的，最终仍交由皇帝决定，臣下只是在皇权政体的框架内拥有有限的议政空间。
换言之，皇帝在集议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集议本身就已经成为显示乃至强化皇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具体表现，非但不会使皇权受损，反而使其愈益强化。从另一方面讲，群臣参与集议，并不意味着政权向群臣开放，因为权力的行使方式始终是皇帝乾纲独断，群臣参与集议只能表明其在皇权运作中拥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只有让群臣参与其中，皇权的效能才会更高。
因为一方面集议在此时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尊君卑臣的秩序得以反复呈现和不断强化，故群臣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臣下的有限议政空间已经足够使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政治事务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这个角色使他们乐在其中，并对皇帝感恩戴德，这无形中就把群臣编织进了皇权体制的大网中，提高了皇权的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议封建郡县时，秦始皇都不着急表态，皆是“下其议”，让群臣讨论，最后也都是由李斯代为发言，皇帝或“廷尉议是”，或简单一“可”字。不得不说，秦始皇炉火纯青的帝王之术，再加上李斯敏锐的政治嗅觉，整个集议的走向被二者的默契配合牢牢掌握着。
集议的核心始终是君臣秩序，即“尊君卑臣”。皇帝通过集议所体现出的一套程序，最大限度地确立起绝对化的君臣秩序，“从而使皇帝在这种集议程序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和身份认同”。臣下对皇权的认同和顺从也在集议程序中得以加强。
综上所述，秦始皇非常注重集议的重要政治功能，希图通过集议来塑造自己的威严，加强皇权。一方面，秦始皇精心设计集议主题，引导群臣，主导集议，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拟定“皇帝”名号，将自己的权力符号化和礼仪化，采取郡县制，打击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东方精英文化知识分子，这些都是始皇帝通过集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通过集议程序，不断建构和强化群臣对皇权的认同，重视对“皇帝之威”的塑造。
三、“皇帝之贵”：汉初集议风格的转变及其背景
罗素将臣民只是出于恐惧的服从而非主动合作的权力称之为“赤裸的权力”。单纯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征服”，且纯粹的暴力自身也因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有效统治。
秦朝这一军事征服性帝国之所以在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原因或许也就在于其未能实现由“征服”向“统治”的转变。人们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可和服从是一个政权得以稳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 “溲溺其冠”的刘邦定鼎天下后，对儒生不屑一顾，认为汉帝国江山凭“力”获得，而不是“诗书”。
他表现出对武力、暴力和“赤裸的权力”的迷信，却没有意识到这不带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权力足以使其一手创建的经始大业迅速崩塌。陆贾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对之，这也让汉高祖刘邦意识到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统治者凭借“力”获得的权力是未经任何修饰的，不能令人信服，也缺少合法性。迅速建立全社会对自己权力的认同，为权力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也就成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山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由于其出身贵族，倒不存在什么血统问题。而相较于三代和秦朝的血缘贵族统治，刘邦出身布衣，以“力”夺天下，全无血缘合法性，且由于汉初统治基础的平民化， “尊君卑臣”的秩序性往往被忽略。
无序的君臣状态也更加坚定了刘邦想重新确定“尊君卑臣”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初并天下后，刘邦宴请群臣，面对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乱状，开始“益厌之”。
汉初的从龙群臣皆出身布衣，在礼法方面的缺失也就不可避免。这就使得高祖刘邦仅仅是身居帝位，空享皇帝名号，却未能真正体会到皇帝制度所内涵的至上性、权威性和秩序性。
与其说刘邦对这种无序状态“益厌之”，倒不如说其中隐含着他对汉帝国合法性和长久性的担心。如何防备并杜绝群臣染指西汉政权，使江山长久稳固下去，才更为刘邦所忧之、患之。
这揭示出由布衣而为天子的刘邦想整顿君臣关系的愿望，重塑以“尊君卑臣”为核心的集议秩序。刘邦此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通过规范君臣秩序来达到对刘氏家族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在此背景下，叔孙通的“起朝仪”应运而生。
在获得刘邦同意之后，叔孙通征儒生 30 余人，练习月余，形成一套朝仪：首先，朝堂内依次入殿，设兵张旗，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其次，朝廷文武百官东西分列，各守其序；再次，皇帝上殿，百官以次奉贺，井然有序；最后，皇帝赐宴百官上寿，没有敢喧哗失礼的。如有举止不符合礼仪者，可将其驱逐出去 ，从此大殿之上尊卑有次，秩序井然，群臣“莫不震恐肃静” ，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正如弗兰克·帕金在解释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时所说：“在那些和谐与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运用从未彻底消失过。天鹅绒的手套里面，总是有一只铁拳。”
一方面，叔孙通以“起朝仪”重正皇帝名号，重塑皇权至上，显示出“尊君卑臣”的实质内核。这也是对群臣姿态、行为和活动的一种精准控制，通过对身体加以限制，形成一种“纪律”，将每个人牢牢地固定在他们的位置上，无意识中加强对皇权的认同，使他们变得“更加驯从”。
另一方面，这种“起朝仪”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相较于秦朝，这种方式更加温和，更具柔性，仿佛一只套在“铁拳”上的“天鹅绒的手套”。这样做当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刘邦及其功臣集团手提三尺剑，灭无道秦，以“力”夺得天下，加上统治基础的平民化，缺乏血缘合法性，全无“尺土之阶”“圣王之烈”可以凭借，得天下相当程度上是坐收“孤秦之弊”产生的群众心理。那么在汉初反秦反法浪潮之下，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就必然是建立在塑造与“暴秦”不同的形象之上。
所以以“尊君卑臣”为核心的皇权建构必然不能似秦朝那样粗暴直接，凸显绝对的“皇帝之威”，而代之以更加温和的方式。
二是汉初帝国的政治结构“具有一种以汉朝宫廷皇权、诸侯王国王权和各级政府权力为代表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这就使得皇权被限定于宫廷之内，“有限皇权”也就决定了汉初皇帝加强皇权的方式必须是小心翼翼的、温和的。
叔孙通“起朝仪”为皇帝绝对权威这只“铁拳”套上了一只名叫“礼”的“天鹅绒手套”，让刘邦感受到“为皇帝之贵”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现实的必要性，还展现出叔孙通对秦速亡的深刻反思。叔孙通通过“起朝仪”获得高祖刘邦赞赏，官拜奉常，赐金五百，随从叔孙通的诸弟子儒生“悉以为郎”，诸生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集议礼仪作为集议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君臣身份认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一旦集议礼仪被破坏，那么尊君的目的自然就不能达成，集议也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文帝时，丞相周勃“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可见周勃傲慢无礼，全不顾君臣尊卑秩序。
袁盎认为：“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 这使得文帝意识到礼仪作为集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得到体现，“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可以看出，集议礼仪与君臣身份紧密连接，集议为礼仪展示提供了一个合法空间，随着礼仪的展示，其中蕴含的“君尊臣卑”的观念也得以展示并强化，皇权得以加强，集议的部分意义也就达到了。
综上所述，汉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集议对于皇权建构的重要作用，对其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囿于汉初皇权的“有限性”和统治基础的平民化，统治者吸收秦速亡的教训，认识到皇权的建构绝不能似秦朝那样毫无修饰，霸气十足。转而以礼仪作为修饰，突出“皇帝之贵”，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强化皇权。可以看出汉初统治者建构皇权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处理方式却是深谋远虑和小心翼翼的。
四、朝廷制度变迁
三代以降，“名号”作为社会地位的规定和抽象，成为权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秦王政认识到了“名号”所包含的重要政治意义，召集群臣“议帝号”，最终确定了蕴含着世俗权威性和神圣性的“皇帝”这一被后世一直沿用的称号。
自此，“皇帝”作为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名号与制度，成为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的、超越的、绝对的、最高的主宰者。
并通过集议来达到其想达到的目的，无处不显示着“皇帝之威”。鉴于暴秦速亡的教训，汉初似乎更加注重采用一些柔性、温和的方式来建构群臣对皇权的认同，叔孙通“起朝仪”则是用传统的礼乐为建构皇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使得布衣天子初识“皇帝之贵”，为皇权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嫁衣。
甘怀真指出：“汉代以来，中国的皇帝制度持续礼仪化。这种礼仪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配合皇权的扩张，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皇权的危机。”就本文而言，集议程序或者集议礼仪此时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彰显着“尊君卑臣”的实质内核，秦始皇和刘邦也都在试图利用这一符号来建构皇权认同，只是两者在运用这一符号时的风格有所不同。相较于秦朝，汉初集议突出的已不再是“皇帝之威”，而是通过礼仪来塑造“皇帝之贵”。
这种风格的转变也显示出汉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即统治基础的平民化和血缘合法性的缺失。这就使得其身份等差不像秦朝那样理所当然，更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故刘邦需要借由礼仪这一更加温和的方式对皇权加以确认并强化。
从秦朝集议注重“皇帝之威”的塑造转向汉初重视“皇帝之贵”，这一转变显示出两朝皇权论证方式的不同，更体现出了二者治国方式的迥异。秦朝集议反映出的是秦始皇对于“力”“刑罚”和“威严”的执着，对自己功绩无比的自信甚至自负。但由布衣而为天子的刘邦则受到统治基础平民化的限制，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选择了以“礼”来建构皇帝威严，为皇权带上一只更具弹性和柔性的“天鹅绒手套”，显示出汉初皇帝建构皇权认同的自觉性。
“朝仪”是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的，儒者地位随之提升则自不待言。早期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但在叔孙通“起朝仪”的过程中，刘邦也就自然接受了“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看到了儒生集团的重要作用。儒生开始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秦至汉初的集议发生了由注重塑造“皇帝之威”向突出“皇帝之贵”的转变。汉初有大量的集议主题涉及礼法，这就说明汉初帝王比较注重构建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儒生独有的优势，他们将与政权展开合作，跻身政坛，这就为儒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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