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一上台就效法父亲，革除上一代遗留的弊病。首先他先把父亲重用的那帮国师、法王、和尚都给赶走了，然后把宦官梁芳下狱，流放奸臣李孜省，罢黜了靠投机逢迎上位的首辅万安，前后驱逐了一千多个名声不好的官僚。
在这之后，朱祐樘起用了一批公认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之外，还增加了午朝，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讨论治国方针，他对政事亲力亲为从不让太监代劳，不修宫室，不近女色，听取臣下建议不独断专行，也从不廷杖大臣。朱祐樘一辈子努力做一个儒家理想君主的模样。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样一个君主并没有带来百姓生活的提升，反而让百姓生活困苦，贪官污吏横行。而当朱祐樘明白这些时，已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作者在书中无情揭露这种儒家治国理念中的虚伪之处，朱祐樘是个勤政的皇帝，那些大臣们经常和皇帝在朝堂上讨论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但散会后，决策布置下去了，下面很快就返回了报告，无非是皇上的决策很棒，革除了弊病，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只会写漂亮报告应付上面，该强占民田的强占民田，该收钱干预司法的继续收钱。
儒家的治国理想很美好，但看重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认为君主以身作则，官僚们上行下效人人向善，天下就美好了。但忽略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只要有一点恶就能激发起无穷的恶。作者并没有否认儒家思想中善的重要性，并认为按照那套逻辑确实是有向善的影响力能被激发出来。他主要认为，忽略了恶的影响力，让善没有应对恶的措施，善并不能保护自己不被污染，这是人性的弱点，更是儒家理想的盲点。
皇帝通过战争获得权力，而依靠儒家学者治理国家，这让儒家学者们在文化教育和信息传递中占据了优势，儒者官僚在利益的驱使下形成文官集团，并且通过以上两种权力的垄断对皇帝和政权形成控制。那些创业之主往往能看透这些，不受文人集团的控制，反之那些长在深宫里的皇帝，被教育的对仁义道德的感化力深信不疑，紧紧地依靠文人集团，那些被放大的善与被忽略的恶，让皇帝都无法理解。皇帝完全想不到，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会为了个人私利和小集团的利益无视法律。虽然后世对明孝宗的个人评价很高，但这评价是出于儒家的价值立场。如果看汉文帝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宋仁宗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以及明孝宗之后的变法，就知道在儒家标准之外，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这本书不以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得失，而是以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清晰展现了盛世开创的制度基础、士大夫的著史心理，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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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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