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密折的功能及保密制度来看雍正朝密折制度的得失

（雍正帝）

虽然雍正帝明知道这两个皇弟一直对自己的皇位虎视眈眈，但鉴于他们的庞大势力，雍正帝在执政初期仍然只能选择委其以高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雍正执政初期，朋党对其皇位的巨大威胁。

为此，雍正不得不亲自撰写《朋党论》，痛批朝野结党的政治乱象。在这种不利的政治形势下，雍正帝开始使用密折来了解民情，控制臣下，并逐步达到瓦解对手的目的。

通过使用并完善密折制度，雍正帝不仅先后除掉了势大的皇弟和隆科多，还掌握到了权臣年羹尧的犯罪证据，最终成功逼其自尽。

（年羹尧）

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清军入关后，虽然大力继承了汉人王朝的许多先进制度，但在决策权及决策机构的设立上，仍然保留了旧满族强烈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设立。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存在，雍正的祖父辈们的皇权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与分割。雍正即位后通过推行密折制度和设立军机处，逐步将王朝的所有决策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雍正朝达到有清一代的巅峰。

密折的功能

一、通过密折了解下情，以防臣下欺瞒、蒙蔽皇帝，这是雍正推行密折制度最主要的目的。

前面笔者提到雍正朝大大放宽了密折的使用范围，而对于勤政爱民的雍正帝来说，这个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有关民生的大小事情，雍正帝都希望臣下能够及时密奏，甚至是一些臣下之间的私人往来，雍正帝也鼓励他们能够密报。如李卫就曾为在果亲王府请安得赏一事向雍正密奏，而雍正显得非常高兴。

雍正常常妄自菲薄，自称事事都不如先帝，只有“洞察下情”一项比康熙高明厉害，这正得益于密折制度的推行。

（康熙帝）

二、通过密折与大臣商议改革大政。如雍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之前，就通过密折与各大臣反复商议利弊。

故在雍正四年四月得到鄂尔泰的密奏后，心中早有算计的雍正当即就决定，借对贵州用兵的机会，强力推行改土归流，事后的实践结果也证明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有效性与必要性。

三、通过密折加强与臣下的感情联系。虽然雍正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对下属严厉，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注重与臣下的感情联络。所以雍正对密折的批示时常显得非常率性、尽情，往往在其中也穿插一些君臣之间的生活细节，以便笼络人心。

在《朱批谕旨》中，雍正也提及了密折的这种作用：“密折批示应因材施教，严厉激进的臣子要引导他们宽和，优柔寡断的官员要教他们刚毅。”

如雍正的宠臣李卫，虽然对雍正忠心耿耿，办事也果断精明，但接物待人粗鲁无礼，故雍正在其所奏密折中时常教导他要宽容待人，和平接物。

（李卫）

在朱批中，雍正还重复向李卫指出“涵养”的重要性，这种君主对臣下的谆谆教导一直持续到雍正晚年，而李卫也不负所望最终成为了雍正朝的一代能臣。

雍正朝的保密制度

毋庸置疑，密折制度重在保密。也只有在确保足够隐秘的条件下，密折制度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与作用。雍正为密折制度创立了一套严格的保密措施，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臣下向雍正上呈的密折，在送往京师前后都由双方亲信接手，中间不经过第三方。与题本、奏本不同，送达京师后的密折不必经过六部、内阁等诸多中间环节，只须交给雍正指定的亲信和太监即可。这样的设置有利于最大程度上避免密折内容在传送过程中有所泄露。

二、密折都由雍正亲自批阅。正如雍正在《朱批谕旨》写道，密折都由他自己一人亲自批发，从不假借其他人手。据此密折只在臣下与雍正之间流转，保证了密折的高度保密性。

三、密折须使用锁匣。雍正在下放密折使用权力的同时，也给有权使用密折的官员颁发锁匣。锁匣配有两把钥匙，只有官员和雍正才有打开锁匣的钥匙。据《雍正起居注》记载，这是一种带锁的皮匣，非常坚固耐用。专用锁匣的使用无疑从实用性上确保了密折的保密性。

（密折）

夏目说

一、得：雍正通过推行密折制度，在充分了解下情的基础上，提拔人才，整治腐败官员，使雍正朝出现了吏治清明的新气象。

如雍正大胆起用鄂尔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取得巨大成功。雍正帝还通过推行“地丁制”，最终取消了剥削平民百姓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推行密折制度大大提高了雍正朝的行政效率。雍正帝本身就是一个急性子，做事一向果断精明、雷厉风行。加上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执念，雍正帝终其一生都希望打造一个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甚至在父辈武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密折制度的推行，极大满足了雍正帝的勤政需求，使雍正朝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高效率执政时期。

除此之外，密折奏事隐藏了奏事人的身份，使奏事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揭发官员的不法妄为之事，如田文镜密奏弹劾权臣张廷玉之弟张廷路，李卫使用密折弹劾鄂尔泰之弟鄂尔奇。密折制度高度的保密性，使张廷玉和鄂尔泰这种等级的权臣都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可想而知普通官员得有多谨言善行。所以雍正朝出现了有清一代少有的清明的政治局面。

（田文镜）

二、失：任何制度都是有得有失，密折制度也不例外。密折制度虽然使雍正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高压的政治环境也压抑了官员的人性，扼杀了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当时除了田文镜、鄂尔泰等几位雍正心腹还敢于主动挑担子之外，多数的臣下都谨言善行，不敢任事。就连被称为“第一宣力”的汉军最高官员张廷玉，其为官箴言也是“万事万当，不如一默”，雍正朝的政治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18世纪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步伐，而中国却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而错失了历史发展的巨大机遇，并逐渐从领先到落后于西方世界。

另外，密折制度的高度保密性，也使得其内容不易为外人所知，导致有些官员被诬告了也无从申诉。更有不怀好意者自持与雍正帝的亲近关系，利用密折打击政治对手，造成诸多冤假错案。到乾隆执政初期，御史谢济世就针对此问题提出废除密折制度的主张。另有些官员为了奉迎圣意，通过密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比如强令粤、闽籍等南方官员学说官话，从而造成朝野上下无谓的纷争。

最后，密折制度的高度保密性间接鼓励了官员的越级奏事，必定会引起上下级官员的猜疑，打乱不同层级的职责边界，不利于科学管理与政务的畅通施行。如何打破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充分依赖于皇帝的执政能力和效率。某种程度上，清朝后世的皇帝都不如雍正勤政，所以密折制度的机密性逐渐下降，最终到光绪二十七年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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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史料

《雍正起居注》《朋党论》

《清史》

《清雍正时期反腐及当代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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