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二品以上职官入选，则按制度形式，更是完全出自皇帝圣裁。除三品以上职官外，皇帝当然也可以通过颁发特旨的方式委授其他官职，时人称为“别里哥选”。 三品以下职官的迁调，按定制当由中书省或吏部拟定。
元代入仕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宿卫出职，二是吏员出职，三是科举，四是承袭和荫叙。
宿卫出职
大蒙古时期，怯薛是大汗的护卫军，同时又负责大汗的日常起居，在忽必烈即位以后，进行体制改革，但是怯薛制度却被保留了下来，这种制度一直坚持到元末。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
入元以后，怯薛成员继续保留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怯薛的主要成员是蒙古、色目和贵族官僚子弟，“近侍多世勋子孙”，怯薛的职位是世袭的，怯薛成员在宫廷内服役一定时间，就会由皇帝任命出任中央和地方上的各种官职。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成员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怯薛成员出身世家子弟，文化素质比较低，成为元代贪污之气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吏入仕
元代的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以及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所谓“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在元代的中下级官员中以吏出职占绝大部分，所以元人说：“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从北宋开始吏员在国家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南宋时受到压抑，在金朝吏员出职制度逐步完善。
蒙古征服各地的过程中，蒙古人长官擅长骑马射箭，对汉地之事不懂，往往求助于当地吏员。在铨选制度不太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吏之取效，捷于儒之致用”。由吏出职任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由吏出职，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
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任职地方官的速度有时极快。忽必烈朝之后，由于官吏冗滥，由吏入仕所需时日变长。但是因为长期停办科举，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由吏入仕的格局也并没有改变，因为取士人数过少，“科举取士，三年止百人。今吏属出身，一日不知其几”。
对于一般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吏职进入仕途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在当时这以吏员出职风气的影响下，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而是学习吏文，以求速进。
科举取士
蒙元时期，1237 年耶律楚材就曾经进言说：“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在第二年窝阔台就在各路举行考试选取儒士。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地被纳入科试体系。元代，科举制度对官僚构成的作用和影响，与它的前后王朝相比，都是比较微弱的。
科举人数是古代封建社会实行科举以来的最低的，并且实施的时间短，规模小。除了规模的狭隘以外，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和“南人”，人数上占很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与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录取名额相等，中选的机会就大不相等了，有较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
其二，元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注重实用。蒙古人起自漠北，民风简朴，崇尚实用。他们认为以文学考试进入仕途的人，既没有管理国家诸多实际事务的实践经验又缺乏统筹全局、处理紧急事物的能力，整天吟诗作画过着一种颓废的生活。在元仁宗虽为了改革官制而实行科举，但他极力反对以词赋取士。
元代官制世袭荫叙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是游牧封建制的国家，而且由于蒙古社会刚脱离氏族阶段，因而带有强烈的家产制的色彩，国家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朝臣是皇家的延长，许多与成吉思汗早年建有从主关系的，在建国中建有功勋的“伴当”成为统治阶层。
荫叙制度，是一种借父祖功绩循例入仕的制度，官僚的子弟可以凭借父亲的地位，得到一定的官职。这是历代封建皇朝普遍实行的办法，凭借父祖入仕，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官僚集团享有的特权之一，是适应统治者需求，为了维护统治的的稳定而服务的。
在元代世袭和荫叙对元代选官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怯薛是元代独特的一种选官方式。且怯薛组织和成员承袭在元代中起着积极的影响 怯薛的主要职位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官汗廷的各种事物，他们职掌世袭。
怯薛的成员根据接近天子的程度分为“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者”和“宿卫之士”,在元代担任怯薛是世家子弟入士的一条捷径在忽必烈改制以后其成员一般是由三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充任，世家子弟可以不受任何官资的束缚而直接进入仕途。
元代的世袭和荫叙对元人的仕进产生重要影响，元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特殊的时代，在北宋以后已由“门第社会”转变为“科第社会”。世家大族已衰败不堪，世胄占居高位，英俊下沉的现象大为减少。统治菁英的甄选主要是靠科举制度。
在元初由于官源较为充足，设立科举取士的需要不甚紧迫，元统治看到科举取士的流弊，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元代用人选官重根脚，这些根脚深重的家族在蒙古建国的过程中建立功勋，并早与皇室建立私属主从的关系，其子弟世享封荫特权。
元朝不急于采取科举，直至延祐二年（1315 年）才恢复科举，而进士录取的人数有限。在五十年间，前后一共举行十六次科举，录取的人数总共不过一千二百人，仅占当时官员的百分之四点三。科举仅为选用官员的辅助方法，而不是主要方法。
科举的时断时续，堵塞平民儒士靠科举上升的道路，而且那些靠科举进仕的人员并未获得重用，元代仕进多居于下僚，是无法和根脚子弟相争的。进士以六品至八品起官，最后大多也以中级官职终仕。而这些靠科举士进人员也多出身蒙古和色目的中、上级官员之家。元代重门第选官制度僵化，使得元代儒士失望，有的甚至起来反抗，造成元代社会动荡重要原因。
结语
在元代怯薛世袭和君臣的领属关系被其后的两个朝代继承下来。在元代以前君主对臣僚的是十分尊重，在唐代官员御前议政时有坐的地方，有些受到恩宠的官员甚至可以和皇帝同榻共坐，而在元代君臣关系的逐步奴化对明和清都留下直接的影响。
在明代皇帝对臣下用粗暴的口吻和命令的语气这与唐宋时代的对臣工的友好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实行廷杖,以及实行各种残酷的刑法君主对待臣僚就当作奴仆。这种意识在清代得到更加强化，在清代实行三跪九叩的制度，清朝的官员无不下跪请奏，封建专制集权的高度集中，官吏的所拥有的权力是皇帝任意挥洒权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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