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个国家时就会发现，那些热炒“印度崛起不可阻挡”的文章其实并非无懈可击。印度这个国家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对于一个研究印度问题的人来说，这很可能造成认知上的分裂。
在经济上，一方面，人们认为印度在本世纪末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在另一方面，印度过于看重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就业增长疲软、过早地去工业化和大比例的非正式就业的制约。
在政治上，印度被宣传为亚太地区闪亮的民主灯塔，不过印度同时也是最令人失望的出现自由主义退化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宗教压迫、权力集中和媒体受到干预的情况非常普遍。
很少有民主国家能像印度那样通过宪法针对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的平权措施，印度领导阶层的多样化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不过另一方面，穆斯林在印度城市里越来越受到隔离，女性就业率极低，用手掏粪虽然被法律严格禁止，然而这种现象却非常普遍，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蓝领就业形式。
最近印度裔经济学家阿肖卡·莫迪（Ashoka Modi）推出的一本新书《印度崩溃》（India Is Broken）更加印证了人们对印度所持有的悲观态度。这本书系统性地打破了那些商界精英和政客们在达沃斯论坛等盛大国际会议上所宣扬的印度形象。读者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印度的另一面：在这个国家，腐败现象俯拾皆是，无人同情弱者，而民主原则只存在于理论中。
《印度崩溃》书封
最近，许多对印度的批评都集中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这两个话题上，不过作者看到了更多问题，他在书中把自印度独立以来多届政府（分别曾由国大党、印人党和一些较小的地区性政党掌权）的失败串联在一起并进行了总结，进而揭示了这个国家重重矛盾背后的根源。
阿肖卡·莫迪是一位出生于印度的经济史专家，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几十年，曾参与解决过诸多国际经济危机。在他成为美国公民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说，儿子“内心里将永远是一个印度人”。正是这种与祖国之间紧密的精神联结让阿肖卡·莫迪对印度的现状感到愤怒，他没有拿着手术刀来描述对印度社会的传统理解，而是拿着一把大锤，他要把这个充满矛盾的印度形象砸成碎片。
阿肖卡·莫迪的观点有些诱人地简单：在获得独立75年之后的今天，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状况都已经基本处于崩溃状态。印度有超过600个政党、超高的投票率和定期的权力更替，印度很为自己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不过阿肖卡·莫迪却认为印度的民主机制并未呈现出任何健康的特征。
他指出，“遭到弱化的规范和问责机制已经使民主规则和制度沦为特权阶层手中的玩物”。如今，犯罪和权钱交易几乎已经成为获得政治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印度国会里，有40%的议员在当选时还有刑事诉讼官司尚未了结，有80%的议员是百万富翁，而且几乎所有议员都认为选举费用是一笔值得的投资，他们期待这笔投资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
在谈到印度引以为傲的经济时，阿肖卡·莫迪并未陷入许多经济学家传统上对GDP数字的痴迷，而是把重点放在就业机会和人类发展水平上。就这两个方面来说，阿肖卡·莫迪认为印度政府一直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劳动力需求，也未能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使其公民具备基本的生存技能。
阿肖卡·莫迪认为，印度就业困局的历史和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1955年印度的工作岗位缺口约为2500万；2019年工作岗位缺口至少为8000万；而在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这一数字还要高得多。
阿肖卡·莫迪认为，尽管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印度在体现生活水平的关键指标上并没有取得相应进步。即使在印度较富裕的地区，营养不良率仍然居高不下：在印度南部经济发达的泰米尔纳德邦，仍有30%的年轻人营养不良，这比越南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尽管该邦与越南人均收入水平相当。
当阿肖卡·莫迪在书中哀叹印度经济和民主的崩溃时，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位领导人。
他承认印度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领导人”，认为他并“不追求个人的名与利”，但他严厉批评尼赫鲁“把所有筹码都押在了重工业化上，不过该策略在为大量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并不成功”。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最终成为了父亲的政治继任者，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爱喊口号、一心要掌握权力的政客”。缺乏连贯的经济或政治纲领的英迪拉·甘地“把维护权力作为了主要工作目标”。
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父亲尼赫鲁
印度现任总理莫迪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宠儿，但他是印度教至上主义（这是印人党所高举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平民英雄”，他在经济领域的声望不是建立在鼓励企业家精神上，而是建立在“补贴某些受到照顾的实业家”上。
阿肖卡·莫迪在书中的悲观分析让他看到，今天的印度与1947年的印度（当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鸿沟和令人震惊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了印度次大陆的血腥分裂）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当下印度正在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这种观点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在批判印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时，其实本来有多个目标可供阿肖卡·莫迪展开攻击：印度的联邦制、薄弱的国家能力以及反腐机构“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the Central Vigilance Commission）和审查政府支出机构“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等新德里问责机构的干预都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增长。
不过阿肖卡·莫迪并未这样做，他认为印度表现不佳的原因在于人的理念，而不在于利益关系或制度设计。他对印度政治精英们进行了控诉：印度的历届领导人从未致力于市场经济，也从未产生过“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核心信念。
阿肖卡·莫迪在他的书中指出，尼赫鲁错误的经济思想是使印度受困于就业岗位不足的原因。
长期以来，许多批评人士一直指责尼赫鲁毫不掩饰地宣传费边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把对市场的怀疑与对国家主导的重工业的支持结合在一起。尼赫鲁希望在一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这种经济模式能够促进投资并刺激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
不过阿肖卡·莫迪却并未沿袭那些批评人士的观点，他指出，“无论认为尼赫鲁高举费边社会主义也好、他受到苏联意识形态启发也好、他自己对公平和平等进行了承诺也好，其实这位总理从未将上述三种理念中的任何一种付诸实践。”其实，尼赫鲁是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现代化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人所极力宣扬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的信徒。正如尼赫鲁本人所说，他相信印度工业将会“自给自足、自我推进、自我发展”。
阿肖卡·莫迪在书中写道，由于顽固坚持这样的发展模式，尼赫鲁错过了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黄金机会。明治维新倡导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提升本国制造业水平并积极向外国市场出口，这是一个由上述各项政策互相促进构成的良性循环。然而尼赫鲁太沉迷于建造大型钢铁厂、发电站和水坝（尼赫鲁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他认为那些大型设施是“现代印度的神庙”），以至于他从未着手去处理关系到建立和维系印度初等教育制度的那些复杂的官僚体系内部的协调工作。
尼赫鲁所建立的寡头垄断的产业结构、进口管制措施和繁琐的商业许可证制度在政治上太诱人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根本不愿废除。在英迪拉·甘地的统治下，这种“许可证统治”盛行，个人创业遭到扼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很久以后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被问及印度发展的失策时，英迪拉·甘地用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回复道：“我不知道识字率有多重要。西方从提高识字率中获得了什么好处吗？”
1991年，印度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这迫使印度开放了经济，并进行了重大的自由化改革。令人惊讶的是，阿肖卡·莫迪在他的书中淡化处理了这一转型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说法，印度的自由化改革只涉及为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采取的最迫不得已的几项措施，是“最狭隘、最不坚定的经济增长战略”。
至于1991年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历史性的贫困率降低现象，阿肖卡·莫迪认为，让数百万公民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以上，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脱贫成绩”，实际上大量印度人口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在印度经济开放30年后，阿肖卡·莫迪没有看到任何对市场或人类发展基本原则作出承诺的意识形态迹象。
关于需要积极使用税收、土地和贷款激励措施来吸引大型企业投资的“古吉拉特邦模式”，阿肖卡·莫迪认为这些不过是莫迪总理在从地方政客一跃成为印度最高民选官员时所吹捧的“打了兴奋剂的掠夺式发展”。莫迪政府在厕所、煤气和电力供应等方面进行了创纪录的投资，不过这些并未给阿肖卡·莫迪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这些投资不过是莫迪为赢得选举而为老百姓提供的象征性福利，实在算不上解决印度发展困境的可持续办法。
阿肖卡·莫迪对印度民主的评价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概括。不过他的基本论点似乎是，有魅力的印度政客们用民粹主义、裙带主义和身份政治的综合手段，掩盖了印度缺乏工作机会和人类发展水平低下的双重危机。
尼赫鲁可能的确在不知疲倦地为新独立的印度培养民主精神，但他经济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广泛的焦虑和社会抗议。只要尼赫鲁还在掌权，印度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在英迪拉·甘地等民粹主义者的领导下，经济和政治动荡被用作破坏民主制度的借口。1975年，英迪拉·甘地开始实施为期近两年的紧急统治。在此期间，选举被搁置，基本的公民自由被剥夺。
在阿肖卡·莫迪看来，英迪拉·甘地在印度民主衰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故意破坏了民主规范。“当规范被破坏时，民主就会进入死亡螺旋”，阿肖卡·莫迪写道。
尽管印度公开的专制统治时期是短暂的，但在这一时期，腐败和对制度的颠覆成为了新常态。人们对经济的焦虑情绪进一步恶化了有毒的身份政治，尤其是在宗教方面。阿肖卡·莫迪对那些印度世俗的政客没有丝毫同情，他认为那些人对自由理想的承诺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迎合宗教团体利益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印度如何才能摆脱这条错误的道路呢？
阿肖卡·莫迪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政策处方，而是呼吁对印度社会进行广泛的改革。印度必须深化民主，并向市级和村级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以便让老百姓更容易向自己当地的领导人问责。
此外，他呼吁利用社会大众的力量，建立能够促进平等、宽容和共同进步的“公民社会”。在这方面，他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著作中找到了灵感。罗伯特·帕特南非常看重公民联合协作、非营利机构、专业组织和互助会的民主作用。一些技术至上主义者宣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手机能够提高印度人的福利水平，但阿肖卡·莫迪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虽然技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技术无法替代财政资源、实际的社会行动和人力资本的角色。
阿肖卡·莫迪是一位有天赋的作者，他的《印度崩溃》是一本罕见的好书，用非常易于理解的语言讲清楚了印度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过这本书也有一大弱点。阿肖卡·莫迪是从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角度来写作的，这样的心态通常来说是禁不住考验的。
阿肖卡·莫迪明确地指出，如果印度领导人遵循东亚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模式，那么印度老百姓就将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印度和那些东亚国家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东亚“四小龙”开启自己新的发展模式时，它们多少带有专制色彩，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压迫工人、实施全面的土地改革并对公民社会进行监督。
所以说，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实现了今天的增长，其实是更加令人赞叹的。正如经济学家罗希特·兰巴（Rohit Lamba）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所指出的那样，印度是自1950年以来唯一一个（或许除博茨瓦纳以外）在近40年的时间里将GDP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至4.5%之间的民主国家。
1961年至2021年印度GDP增速变动情况（图/世界银行）
阿肖卡·莫迪在书里对印度糟糕的人类发展指数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评，但他似乎批评了错误的对象。根据印度宪法，法律、社会秩序、医疗、公共卫生、供水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都是各邦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责任。
新德里当局仅提供广泛的政策指导和财政资源，但各邦需要对具体的施政效果负责。然而，在印度，大多数邦都算不上美德的典范，它们都是反自由主义、狭隘主义和庇护政治的温床，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今天在印度全国层面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当初印度各邦首府情况的全国扩大版。
此外，阿肖卡·莫迪对印度自开启自由化改革以来30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颇为不屑的，这让人觉得不是很合适。
数十年前，人口学家对印度即将到来的“人口爆炸”敲响了警钟。然而此后印度的生育率急剧下降，目前已降至略低于更替水平，这其实是一种从未受到宣传的计划生育成就。
此外，人们认为印度经济模式中一个很不光彩的问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常低，但如今在印度大多数邦一级的选举中，女性投票人数都要超过男性，而且长期以来困扰印度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也正在获得扭转。
阿肖卡·莫迪批评印度现政府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其实是一种拉抬选情的策略，但其他国家的研究指出，老百姓获得清洁的燃料、电力供应和自来水能够极大地改善其就业能力、健康水平和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状况。当然，老百姓享有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是一个国家奠定其工业基础的必要条件。
即便这本书仍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出版无疑可以对智库和公司会议室里那些关于印度的一边倒的肤浅言论起到有价值的纠偏作用。阿肖卡·莫迪在书中揭示了印度模式的固有弱点，他其实也向那些希望印度成为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与中国对抗的西方政策制定者们发出了一个信号：
印度也许是下一个崛起的大国，但就好像任何一场市场营销活动一样，你们最好仔细阅读一下宣传单页里小字的细则部分。
（原文刊载于《外交事务》，原标题为“Is India’s Rise Inevitable? The Roots of New Delhi’s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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