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担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直到1967年受到冲击中断工作，而后被隔离。
1968年5月，有人把他拉到北京卫戍区对其进行“监护”，于是被关注通县一处军营，环境非常差。褥子薄，又薄，窗户不见光，被粗木条钉死，还被涂上白漆之类不透明的东西，无法窥视外界。由于门窗终年地日锁夜闭空气很污浊，最头疼的是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在强烈的灯光下，长时间下去人根本无法入睡。用毛巾捂着眼睛都不想，可以想象当时的状况。
春秋还算好，可是夏天蚊子太多，也没有蚊帐子；晚上咬的无法睡觉；冬天太冷，没有暖气，好不容易争取一个炉子，只用一些煤末子，他用手自己动手做煤球。总之，想方设法生存下去。
除了这些，伙食也让他不太适应，与战士们同一个标准，每天只有4毛钱的标准。吃玉米糊，晚上吃细粮，蔬菜事萝卜白菜等。这样的伙食在战争时期都不错了，在当时全国也不是最差的。可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尤其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都是小灶，待遇变好了，如今再降低，悬殊有些大，最初实在难以适应。
不吃肯定会出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吃。久而久之，也就逐渐适应了，因为营养不够，变得消瘦又浮肿起来。他认为连个普通犯人的正常待遇都没有，真是又委屈又生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里虽然没有群众组织的揪斗，可要经常面对专案组人员蛮横等。直到1971年九月以后，察觉到一点异常迹象，报纸上见不到某人的名字，而且有人让他揭发，态度也有所改变，伙食待遇也提高到6毛。
1972年6月，通知他可以与家人见面，高兴不已，因为此时，已经4年没有见到妻儿了。家人给他带来不少好吃的，都是这几年没吃过的东西。孩子们也了解到他的情况联名给上级谢谢，希望能改变他的境遇。
1974年，家人再去见他，告诉他不少老同志被解放出来，如杨成武、王尚荣、吕正操等人。对于其他人不熟悉，对吕正操的事情是知道一些的，他在东北时是所谓“桃园三结义”成员之一，有人给他扣上可怕的罪名，现在都解放了，自己问题不大，却被压着，未免不合理。
家人对他说忍耐一下，或许下一个节日就会被解放。当时，五一、八一、国庆节、元旦等等对老干部来说都是非常期待的。每到一个节日都可能会解放一批干部。下一个节日是国庆，他就一天天盼望，简直是度日如年。
直到9月30日，当他很失落时，以为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想到有人通知他收拾东西可以离开，听到后欢跳起来，算是结束了7年的监护生活。
此后，他就在家赋闲，等待安排工作。直到1975年被调任总参担任副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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