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口激增背后所呈现的社会常态已经十分明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方便管制全国百姓，制定出一系列限制百姓日常出行的规定。
其中对天下百姓的身份问题列出了详细限令，这份限令说得通俗些就是若为农户那么世代都是农户，农户在一众户籍当中地位不是一般的低下。
农民们劳碌多年为粮食的产出做出惊人贡献，封建时代的农民们却只能享受到低等社会福利，甚至很多时候这份福利几乎等同于无。
社会地位稍高的角色都不会将农民放在眼底，这就是农户在封建社会的无奈之处，农民为农户同理军人门第则属于军户。
当然也并不是说本身是什么户籍就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只是制度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脱离原本户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农户们之所以会获得这般不被人重视的户籍，正是因为祖祖辈辈手中无人脉家族子弟并无太出众的角色，两种因素相叠加几乎将农民改动户籍的渠道全部封死。
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多少年农户也仍旧是农户，一旦百姓们没办法随意更换职业与户籍，朝廷对社会的掌控度会越来越高，这才是朱元璋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这个制度执行久了难免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会随着时间变动愈加严重。
果不其然明朝灭亡后埋下的后患被清朝朝廷一力承担，明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百姓们慌不择路纷纷举家逃亡。
结果就是路遇浑水摸鱼的劫匪或是各路官兵被猎杀，直接导致明末时期社会人门口数量大幅度锐减，同时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加剧。
顺治帝成功入关后沿用了朱元璋那套治国方针，此时平民阶层与官僚阶层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
双方矛盾被朝廷暂时粉饰，但一味地基于原本制度做出一些改动也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康熙帝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永不加赋的政令。
02
废除人丁税 万民利益
这条政令很好地化解了底层百姓心底积压已久的怨气，总算让底层百姓对朝廷有了几分信任与依赖，这无疑是等于减轻了百姓们原来巨大的赋税压力。
不得不说康熙的战略眼光着实惊人，百姓对朝廷的信任度与朝廷的治国成果有着极大关系，皇帝本就应该为国为民，康熙的做法让当时百姓很有好感。
时间来到雍正时期人丁税彻底被废除，压在百姓们头上数百年的税收压力终于消失殆尽，可见雍正时期清朝经济实力会突飞猛进早有前兆。
雍正为天下万民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百姓会齐心协力努力改变生活水准不足为奇，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每一位百姓那份微薄的力量。
无数人的力量拧做一股绳产生的能量不言而喻，百姓生活有了希望开始期待着未来是何种光景，自然不会再一次心生负面消极的念头。
人口增长在雍正决定废除人丁税那刻起便是必然结局，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根据详细统计人口数量已超出4亿。
要知道社会生产力整体不如现代的清朝，就算朝廷再怎么为百姓谋取福利减少生活压力，生存难度仍会高出现代无数倍。
清朝人口数量破亿显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大，唯有国家足够安稳百姓才会毫无后顾之忧地养育后代。
若非如此百姓首先要顾忌的其实是个人性命，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如同一叶扁舟，为避免战火波及自身百姓早已顾不得繁衍后代传承家族文化，活下去是脑海中仅存的想法。
4亿的这个数据出现的时间距离康熙颁布政令只过去百年，从明末到雍正时期百姓的生存难度始终处于递减状态。
还是那句话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再谈其他，人生在世生存是首要任务，如果都活不下来还谈何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若要提升百姓的生育欲望必须从百姓利益入手，百姓看不到人生的未来幸福感会大打折扣，生育问题就会沦为百姓心中不愿选择的选项。
03
百姓需求 对症下药
不论是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需要更上一层楼，第一步都要将了解百姓真实需求作为切入点，百姓是组成社会的关键部分。
上等人士与底层百姓都在此列，朝廷不能只注重上等阶层的利益，哪个时代皆是普通百姓为大基数群体。
哪怕做不到顾忌百姓方方面面的恳求与渴望，也一定要拿出发誓会改善百姓生活的诚意，百姓不是不知以他们的能力恐怕难以实现阶层跨越。
可是这不能代表底层人民没有吃饱穿暖的基本权利，税收压力加重就是在压榨他们的生存空间，操劳一年积攒的家底多半数都要上交朝廷应付税收，雍正的手段实则正是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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