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意义的收藏家不同的 是，郑先生早年的收藏并非为了藏书，而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在《劫中得书记序》中，他说：“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 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看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 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庋架。”国家图书馆诸前辈编辑《西谛书目》可见其收藏概貌。郑振铎先生的藏书主要类别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 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数量仅就古籍类就达七千七百余种，其中明清版居多，写本次之，宋元版较少。反映了郑振铎先生的藏书思想。郑先生重视版本考 订，每收一书，必详读深究，并撰写题跋。所写题跋大部分见于《劫中得书记》(1956)和《西谛书话》(1983)。他还亲自编写书目，有《西谛所藏善本 戏曲目录》(1937)、《西谛所藏散曲目录》(1937)，以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清代文集目录》(均未刊)等。同时他还收藏有大量书目及目录学 著作，仅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分就收其书目500多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为“孤岛”，郑振铎先生目睹中国珍贵古籍不断 流入美国日本等国，认为保护古籍是书生的责任，否则，任其流往海外，“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 涤。”为此郑振铎一方面节衣缩食，一方面与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等联系，请他们筹款、汇款。这期间购得的书中，有不少是戏曲书，还有一些是明清的方志、明 清人的文集，家谱，还有两册《永乐大典》。最值得一提的是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共和国第一任 文物局局长，他认为“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首先拟定相关制度法 规，报请政务院发出“为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的命令”，为新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贡献。此后，他积极运作，促成了陈清华藏书等海外文 物的回归，为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郑振铎先生的学识人品、道德风范以及文物保护的理念仍然是文物工作者的楷模。
从西谛的藏书看，可以说从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宝卷，面面俱到。在文艺类书籍的收藏中，他不但重视作家的别集，还特别强调总集和地方艺文类书籍 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总集类书籍不但可和各家别集互相比勘，取长补短，而且还可看出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流派的特色和选家对文学批评倾向，如汉魏六朝文学，除了 各家别集和薛应旗、汪士贤、张燮、张溥等编校的各家别集丛书，还兼收《昭明文选》各种版本33种，《玉台新咏》各种版本8种和明人冯惟讷、刘成德、张之 象、张谦、曹学佺等编选的总集。对唐宋以后和近代文学亦是如此。地方艺文类书籍就搜集有200多种。其中不少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
西谛对明清诗文集的收藏，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大部分是冷僻之书，目的是让大家不要遗忘，对画家的集子，如沈周的《石田集》、董其昌的《容台集》，戏曲家的 集子，如唐宋以来词人的著作，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词》、夏日《葵轩词》、陈德文的《建安诗余》，更有明嘉靖间四川嘉定九峰书院本元遗山编的《中州乐府》， 字大如钱，刻工粗犷而质朴，还有明代石村书屋蓝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有朱彝尊藏印及亲笔题识和眉端评语，弥足珍贵。
西谛戏曲书的收藏，比重最大，也最有名，特别是明版插图本戏曲，相当出色。这部分收藏以1939年为限可分前后两个时间，前期他曾把收藏的精本，编为《西谛藏曲 目》写刻出版，刘龙田本《西厢记》、玩虎轩本《琵琶记》、浣月轩本蓝桥《玉杵记》和孟称舜编定的酹江、柳枝二集，为其中白眉。抗战期间，为生活所迫，曾将所藏部分作价出售，后又收集补充。不仅西厢、琵琶、四梦等著名曲本不嫌重复，有见必收，它如施惠的《幽闺记》、苏复之的《金印记》、姚茂良的《双忠记》、 徐霖的《绣繻记》、屠隆的《昙花记》、史磐的《鹣钗记》和无名氏的破窑、鹦鹉、四美、异梦等记都有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1953年郑先生唱印的《古 本戏曲丛刊》陆续印了四集，收入的很多种都是郑氏藏书。
西谛对于历代短篇和长篇小说的收集丰富而系统。其中有最负盛名的明版忠义水浒 传，是1931年同朋友到宁波在林集虚大酉山房的书架上发现的，他认为是嘉靖年间的刊本，是当时所有《水浒传》刻本中最早的， 几年后在书友的帮助下买到其中的五回，1958年北京图书馆又在上海购回其他三回。
对于宝卷、弹词、鼓词等讲唱文学的收集，西谛既早 且全。他曾编了一个自藏的弹词目录，登在《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上，还编了宝卷和鼓词的目录。宝卷中有明写彩绘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嘉靖刊 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他认为这是流传最早的两个宝卷。弹词中名作尤多，《三笑姻缘》、《玉蜻蜓》、《珍珠塔》等，都有藏本。鼓词中也有不少罕见者，如 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传》、潘必正陈妙常村歌、潮州本《双白燕》等，还有各种南音和时调唱本。这些民间人创作，若没有他的搜访发掘，怕早已湮没无闻了。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象。时约在 西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浮世绘版画 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
其时，欧西木刻画犹在萌芽也。”鉴于对版画制品的重视和珍爱，历代版画书籍，一向是郑振铎先生收藏和研究的重点。他早年注重收藏徽派版画，稍后又广收宗教 画。此外，凡是木刻书中有插图的他都广收不弃。在他编写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使用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藏品。这部分收藏中的精品多为流传孤罕的珍本。如明 万历刻本《程氏墨苑》彩印本、明崇祯刻《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郑氏藏品中都有既全且好的本子。还有清康熙时刻印的《芥子园画传》、《芥子园画传 二集》、《芥子园画传三集》原本极为少见，郑收集的竟然是一部全的初印本。还有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肖云从的《太平山水图》等都是不可多 得的版本。
郑振铎先生对于政治、经济史料，也留意收集。如刘锡玄的《黔牍偶存》，是明代万历末年统治阶级残酷镇压贵州少数民族农 民起义的血泪记录。它如明崇祯朝《缙绅便览》，《北新关商税则例》、《闽海关则例》和明代坊本《万事不求人》，《四民备观翰府锦囊》等书，都是罕见而有价 值的参考资料。
此文选取西谛藏书戏曲版画中几种代表性的收藏与读者共享，一同体味郑先生的学识和对文物保护所作出的贡献。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郑振铎先生称此书为劫中所见所得中最重要的，是得书的高峰，他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研究者是重要消息，对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收 获。并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与内阁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郑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此书为杂剧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半数为 过去未见流传的本子。
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传，此本收元杂剧凡百种，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 一种，其他杂剧选编，可以补充《元曲选》的，寥寥几种而已。最大的发现也就是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入前所未见的元剧十七种。而脉望馆抄校《古 今杂剧》竟然收元明杂剧242种，种数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这个宝库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名著，也为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资 料。
脉望馆馆主是明万历年间的赵琦美，荫其父赵用贤作刑部郎中，在京城时有机会认识很多名流，如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古今杂剧》 242种，其中15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52种配古名家杂剧，其余都是赵琦美让人抄的。而且几乎每一本都经赵琦美校过。有校有跋。从他的校跋中可以看 出，他抄的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内本录校”，内本指明代末年宫廷演戏的剧本，另一个就是从于小谷的本子传抄的。在赵的校里注明是抄校于万历四十二年 到四十五年之间，正是他在京城担任刑部郎中的时候，这时他既有机会见到内本，也有机会借到于小谷的藏书。
于小谷，名纬，荫父于慎行 （号谷峰，为东阁大学士）为中书舍人。赵琦美和于小谷同在京城做官，当时还有大量杂剧，他们互通有无，抄了不少。借抄的戏曲书，赵琦美后来都带回南方家 中。赵死后，其藏书归钱谦益绛云楼，绛云楼曾经失火，所幸这部书没有被烧毁。后归入钱曾手中，钱曾藏书《也是园书目》著录了大批的戏曲书，主要就是赵琦美 的抄校本。钱曾时，著录除重复外，尚有340种，72册。而赵琦美原藏数量现却无法得知，仅可确认，经历三百年到国家图书馆时，共有242种64册。这批 书刚发现时人称《也是园杂剧目》，因为钱曾没有写《古今杂剧》之名。也有称之为也是园戏曲的。
这批书在钱曾之后又经季振宜、何义门、 黄丕烈递藏。黄丕烈定其名为“古今杂剧”。黄丕烈后又辗转相传于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健旧山楼、丁祖荫等处。明朝山东有个李开先，曾因藏戏曲书颇多，自称 词山曲海，黄丕烈在得到赵琦美的藏书后，自己刻了一方印“学山海之居”，认为自己收藏的戏曲书已经可以和李开先媲美了。此书流传中不断损失，“也是园”有 340种，到季振宜著录时就只有300种，黄丕烈时有266种66册，黄手抄目录四十叶，今附书前。而到汪士钟手里就只有242种66册。
郑振铎先生自己说这是他在劫中得到的最好的书。国宝送国库，完成了郑振铎先生的愿望。公布此事，在当时也是非常轰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曾选其中144 种，编成一部“古本元明杂剧”，五十年代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倡印“古本戏曲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印了1——4、9辑，其中“古今杂剧”印在4辑 中。
明万历刻本《元曲选》
《元曲选》一百卷，为杂剧选集。全书十集，每集十卷，每卷一剧，其中元代杂剧九十四种，明代杂剧六种，总计一百种，故又称《元人百种曲》。明臧懋循编， 明万历四十四年雕虫馆刻本。臧懋循（1550－1620），字晋叔，浙江长兴县人。万历八年进士，曾官荆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由于他不屑恪守封建 礼法，遂为世俗所不容，以至后来被劾罢官。臧氏精于音律，为明代著名曲家，自著有《负包堂集》。《元曲选》一百卷分两批刊印，第一批甲、乙、丙、丁、戊 集，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第二批己、庚、辛、癸、酉集，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这些杂剧是臧从自家所藏秘本及麻城刘承禧所藏之内府本中 遴选出来，刊刻时略作增删，基本忠实原著。现存元人杂剧总数不足二百种，《元曲选》所收元代杂剧，占现存总数的一半以上。书中收录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 冤》、《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等名剧，影响巨大。对元代杂剧的传播起了重要作 用。后世研究元代杂剧，一般都以本书为据。明万历年间，版画艺术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戏曲书籍，更喜配插图以示优雅。《元曲选》每剧附图两至四幅，总计 224幅。其插图临摹古代名画家的不同画法，生动、逼真地将各剧的情节特点表现出来，其图画线条细腻、流畅，极尽婉丽之美，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 位。原书插图多附于每剧正文之后，郑振铎先生旧藏之本，却将插图单独装订一册，其版印清晰娱目，当系初印本。书中钤有“长乐郑西谛藏书之印”。
明万历滋兰堂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
明程大约编。明丁云鹏、吴廷羽等绘。明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一彬等镌。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安徽新安程氏滋兰堂刻彩色套印本。图文并列。卷首 目录题“程幼博墨苑”，版心下镌“滋兰堂”。程大约，字幼博，别字君房，号筱野，又号玄玄子、守玄居士、墨隐道人、独醒客、鸿蒙氏、鄣山放民、紫宸近侍， 安徽歙县岩镇人，太学生，善古文，曾仕鸿胪寺序班，著有《程幼博集》六卷。程氏是徽州的制墨名家。既好蓄墨，又精墨法，并有墨坊“还朴斋”贩制其墨。所制 墨曾贡入宫中。当地与程大约几乎同时的还有一个名家叫方于鲁。据王重民先生《程大约传》考证：“方于鲁幼贫，客于大约习制墨，后与大约相牾，独张墨业，辑 《方氏墨谱》六卷。”《墨谱》带有广告性质，它的印制最初的目的主要用于商业宣传。方于鲁的“墨谱”共收集了380多幅插图，分为六类，并附有有许多赞美 性文字。程大约对方于鲁另立门户已经不满，对其经营成果渐渐超过自己，又出《墨谱》更是愤怒。于是程大约请当时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廷羽绘图，名刻工黄鏻等 绣梓，辑刻出《程氏墨苑》。两个“墨谱”性质和内容相近，有些图案甚至雷同，但是由于行业的竞争和私人恩怨的报复心理等诸多因素，程氏在制作过程中不惜工 本，刻印精益求精，精致绝伦，令人赏心悦目。书中收入了大约500种墨样，墨形有方形、圆形、圭形、和一些不规则形状，题材包括山川景物、草木禽兽、佛道 祥瑞等等。还有许多友人写的抬高自己贬抑他人的题跋、诗篇、颂词和鉴定。《程氏墨苑》的刻工是当时刻板圣手黄鏻等人。此书堪称名画家与名刻工配合的绝佳之 作。此书的刻印在插图数量和艺术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方氏墨谱》。程大约或许自己也想不到，他为竞争过对手而刻印的一部“墨谱”，在客观上推动了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将中国的版画技术推向了高峰，不经意中在中国的版画史 上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存《程氏墨苑》中，墨印本并不稀见，彩印本却很罕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程氏墨苑》彩印本是存世唯 一一部保存完整的彩印本。书中有彩色印图五十五幅，一般采用四色、五色分饰不同的器物、花鸟等，如《天老对庭图》有红色、黄色的凤凰，有绿色的竹子；《飞 龙在天图》则使用四色彩印，印制尤为精丽动人。彩印使用的方法是在一块板上将各部分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一次印成，这种着色方法对雕刻和印刷的工艺要求很 高，与分版彩印只有一步之遥，可以说他是餖版的前驱。郑振铎先生曾感叹：“余收集版画20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
郑先生得到《程氏墨苑》也是一段奇缘。天津著名藏书家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藏书多达30万卷。并以刻书精著名于 世。他民国初年赴京，民国十一年迁津，晚年移居上海。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1932年退职后，致力于纂述工作。1934年在故宫图书馆编目。其 时郑振铎收集版画，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得知陶湘藏有彩印《程氏墨苑》后，便造访陶公，竟日披阅，录目而归，不敢作购藏之想。日本侵华后，陶公由于生活窘 迫开始售书。郑将《墨苑》等购得。得书后郑先生感慨道：“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购 书当日，郑先生邀好友数人，将彩本《程氏墨苑》展卷摩挲直至深夜。他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杰作——《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
明胡正言辑选，明高阳、凌云翰、吴士冠、魏之璜、魏之克、胡宗智、高友及行一和尚等同校。胡正言、汪楷等刻。明崇祯十七年（1644）南京胡氏十竹斋彩色套印本。
胡正言，徽州休宁人。字曰从，别号十竹主人、默庵老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经历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 祯、清顺治、康熙六代，寿高命长。南明时曾官中书舍人，入清后不仕，三十岁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鸡笼山侧，专心从事刻书、藏书之事。因所居房前院内种 竹十余竿，故室号为十竹斋。胡博学多才，精擅六书，长于书画、篆刻，又能制纸墨，并喜藏书、刻书。著有《印存初集》、《印存玄览》、《胡氏篆草》《词林纪 事》等书，刻有《六书正讹》、《千文六书统要》、《牌统孚玉》、《古今诗余醉》、《诗谭》等。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为他辑选并采用饾版和拱花技术套印的《十 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二书。刊版套印之精、施墨着色之娴雅妍丽，在印刷技术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胡正言的《十竹斋画 谱》，全部采用饾版法印成，所谓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板，然后依次逐色套印或迭印，最后形成完整的彩色画 面。印一幅画，多的能用上千块版，少的也要十几块。因为一块块镌雕的小木板形似饾饤，故称饾版。用这种办法印出的画面，其色彩的浓淡深浅、阴阳向背，都可 以随心所欲地表现出来，几乎与原作无异，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版画史上，明代彩色套印版画所遗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自宋、元以来，人们长期探索 的木刻彩印技术，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饾饤版的出现，使中国的版刻和印刷能随心所欲地调节浓淡色调，不仅仅是彩绘，就是单色绘画，也达到了与画家手绘同等 的效果。可以说这是中国雕版木刻印刷术的又一场革命，对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说是胡氏发明了这一技术，但可以说胡氏将这种技术发挥到了淋 漓尽致的地步。直到今天，木版水印全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大体上还是沿袭胡氏的模式。
《十竹斋画谱》属于画册，兼收录名画、讲授画法， 供人们鉴赏和临摹。分为《书画谱》、《墨华谱》、《果谱》、《翎毛谱》、《兰谱》、《竹谱》、《梅谱》、《石谱》等八大类，收入他本人的绘画作品和复制古 人及明代的名作三十家。每谱中大约有40幅左右的画，每幅都配有书法极佳的题词和诗，总共180幅画和140件书法作品。
《十竹斋画谱》技术繁复，分版、刻版、对版、着色、印刷来不得半点马虎，印出来的作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化境。可称“浓浓淡淡，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乱真。”《十竹斋画谱》原版初印本用开化纸印制，传世稀少，在版本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十竹斋笺谱》则采用的是拱花技术，所谓拱花，是将纸压在版上压磨，使得花纹凸现纸上的印制方法。十竹斋的拱花技法有白拱、色拱、线拱、块拱多种，笺谱 共4卷,收图近300幅,包括清供、华石、博古、画诗、奇石、隐逸、写生等内容,用拱花方法印制所显现出来的浓淡分明的效果,给人以半浮雕的立体感。可以 说是印刷技术的又一飞跃。
《芥子园画传》
清代的套版印刷，在明末的套印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饾版套色 印刷的代表作品就是李渔芥子园甥馆印的《芥子园画传》。芥子园是清初著名的剧作家名士李渔金陵别墅的名字。李渔，字笠翁，精谱曲，家设戏班，所著《闲情偶 寄》对中国戏曲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除刻印过《闲情偶寄》外，尚有自撰《笠翁十种曲》二十卷和《一家言全集》五十三卷。在其《一家言全集》卷四“芥子园杂 联”序中说明其室名为芥子园的原由：“此余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意。”因画传的制作 人是李的女婿，故称芥子园甥馆印。
《芥子园画传》凡三集，初集山水谱，五卷；二集兰竹梅菊谱，八卷；三集花卉草虫及花木禽鸟两谱，四卷。
李渔的女婿沈心友，家中存有李长蘅画的课徒山水画稿四十三叶，又请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为之整理增绘，经三年增至一百三十三叶，又临古人各式山水画四十幅，在李渔的大力协助下，于康熙十八年饾版彩印而成，作为初学国画者画范。此为《芥子园画传》的第一集。
王概，字安节，康熙间秀水人，寓居金陵，工诗善画，以山水画名于世。其兄王蓍，字宓草。工诗歌，善画花卉翎毛，得黄荃遗法。概弟王臬，字司直。三兄弟均 善绘画，并著有《学画浅说》。沈心友请他们斟酌增删了杭州名画家诸羲庵为沈氏编绘的《竹兰谱》和王蕴庵编绘的《梅菊草虫花鸟谱》，于康熙四十年 （1701）刻印成书，是为《芥子园画传》第二集。当时第二集分为上、下册，上册为竹兰梅菊谱，下册为草虫花鸟谱。后来书商将沈心友的例言十条删去，把竹 兰梅菊改订成第二集，草虫花鸟谱改为第三集。
《画传》是继《十竹斋画谱》之后用饾版彩色套印的又一部大型画谱，初印本用开化纸，五色 饾版套印，浓淡深浅阴阳向背，不失原稿色泽神态，色调绚丽夺目，气韵自然生动，代表着清代前期雕版彩色印刷的高峰，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数百年来 对初学者在国画传统技法上和接受前人绘画遗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是介绍和指导国画技法的一部教科书，学画者的津梁。此书流传甚广，对中国绘画界有着 巨大的影响。这个角度看，沈氏可谓功德无量。
《芥子园画传》对中国绘画史的影响和贡献巨大，至今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人推崇，我国 许多近现代的著名画家从幼年就用《画传》作参考，接受系统的、基础的培养，齐白石老人学画就是从《芥子园画传》入手的。而且，此书问世后很快就传到了海 外，在乾隆间还出现了日本翻刻本，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
《坐隐先生订棋谱》
如果从尧造围棋以教由朱作为中国人研习围棋的开端，中国人发明围棋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几乎与中华文明史同步。五千年的历史留给今天的除去棋盘棋子带来 的愉悦，还有厚厚一叠棋谱。人们在纵横各十九路棋盘的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上,幻化出许许多多的变化,不但在围棋世界中享受着博弈的快乐,也领悟着其中蕴涵 着的深厚的人生哲理.作为围棋的起源地,围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娱乐功能，它是一种理念，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哲学。棋已经不仅 仅是智力的角逐,更多的是智慧的延伸。
明万历间名士如吴承恩、汤显祖、凌梦初、冯元仲、谢肇制、汪廷讷等都热衷于围棋,并各有作品,如《西游记》、《弈旦评》、《五杂俎》等。郑先生旧藏安徽休宁汪村汪廷讷编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汪廷讷，原字去泰，后改字昌朝，一字无如，别号无无居士、无闷道人、全一真人,清痴叟、坐隐先生也是他的号。他曾为富商,后捐得从七品朝廷命官。他好作 曲,擅长刻书,万历二十八年在家乡建坐隐园和环翠堂,以供诗酒之会,同时进行刻书活动。此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氏环翠堂所刻《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 谱》应为《坐隐先生订谱全集》中的第一部,棋谱开本见方，图文设计豪华大方，刻划细致入微，存两册,其中第一册众家序言后连式六幅《坐隐图》插图最具特 色，图案表现的是汪氏坐隐园雅集的情景,特别是第三幅,两人在松阴石桌上下棋,另两人在一旁观看.下棋的一位或许就是汪廷讷本人,另三位的服饰代表着儒、 释、道家的代表人物。版画人物造型也具有非凡的功力,刻画细致清晰，线条细若毫发，山石结构、水浪波纹等图案都能代表徽派版画的典型特点。衣纹折叠、花饰图案和山石的点刻，无 人堪与匹敌。为徽派版画上乘之作，六版连成一幅下围棋的画面，反映了主人理想中的隐逸生活。书由詹国礼督梓；汪耕绘；黄应组镌。绘者汪耕，字于田，汪廷讷 之好友，善绘人物山水，细致秀丽。刻者黄应组，号仰川，擅刻插图，刻书多种，为歙西虬村黄氏刻书名手之一。
我国版画历史之悠久，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相始终。经过不断发展，到明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万历、崇祯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可称为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黄金时 代。这一时期徽派的版画风格一扫粗壮雄健之风，“由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由质直变而为婉约”，形成了徽州版画的独特风格。
明代印刷业的极大发展，造就了一批很有名的刻工，其中人才最集中、名手最多、技艺自成体系的当属徽派刻工，而徽派刻工又以歙县虬村的黄氏为最有名。黄氏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刻书世家，刻工又以刻图版见长。黄氏的刻工大多都有一些绘画基础，因此在与名画家合作时非常得心应手，能准确地将画家原作的韵味再现出 来，印出之后与原稿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刻工在雕版过程中还进行再创作，将画家在原作中未尽之笔触，通过雕版表现出来，使其作品更加完美。黄氏几代刻工奔走 于大江南北，以其精湛的雕印技术，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养正图解》即是其中之一。
明万历间，焦竑为劝导皇太子朱常洛承续封建道统而采录编选进呈《养正图解》。首为焦氏自序，自序中称，高皇帝选出耆老魁垒之士，从太子诸王以游，命诸臣在 讲经书的闲暇，开陈明君良相、孝子忠臣的故事，及时政沿革、民间疾苦之类，又命绘农业艰难和古孝行图以进，以作到本末具举。焦竑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今古 以通之，图绘以像之，作成《养正图解》。其正文有解说六十则，每则各附单面图一幅，以图解形式通过历史典故、古人事迹，宣讲封建伦理道德及论行为规范。在 解说中，作者借题发挥，竭力阐述儒家的纲常概念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德思想，宣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君之道，劝勉皇子从细微之处作起，修 身养性，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养正图解》明代版本颇多，作为培养封建统治继承人的教材，也受到了清代统治者的赏识和重视，乾隆帝为其作诗，嘉庆帝为其作赞，至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下达谕旨，书与御制诗一并武英殿不分卷刊刻颁行。
郑振铎先生所藏为金陵奎壁斋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养正图解》，绘图者为明代安徽休宁著名画家丁云鹏，刻工则为徽州黄氏家族的黄奇。名画家 和名刻工的绝佳配合，使书中的六十幅插图，版画绘刻精细，人物神态自然，景物栩栩如生，意趣盎然，充满古趣，使此书堪称徽派版画作品中的上品，因而，具有 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凌烟阁功臣图》
清刘源绘。清朱圭刻。清康熙七年（1668）吴门柱笏堂刻 本。刘源，字伴阮，号猿仙，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寄居于江苏苏州。康熙间供奉内廷，官至刑部主事。工书画、精鉴赏制作精彩绝伦。时人有比之于王维者。刘 氏《凌烟阁功臣图》与同时的金古良《无双谱》齐名，代表康熙时期的人物版画的风格。朱圭，吴郡人，出身书香门第，以木刻画为业。康熙五十一年（1712） 成了皇家的木刻画作者。朱氏有杰作存世，如焦秉贞绘的《御制耕织图》、王原祁、宋骏业、冷枚等绘的《万寿盛典图》、《石濂和尚离六堂集》附图，为康熙间吴 中名匠，镌图以纤丽工致著名。
关于《凌烟阁功臣图》的作者究属何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刘源所绘，而吴伟业还称其气象仿佛，衣装瑰异，虽立本复生，无以过。一说据《国朝画征录》所载云为朱宾所画，刘源见之遂攘其名以付雕。
此书以唐代历史人物为题材。唐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下诏，在当时长安凌烟阁画上他的二十四位开国功臣之像。刘源绘此二十四功臣人像，意在颂扬功 臣忠节。是书封面镌“刘源敬绘凌烟阁，吴门柱笏堂授梓”，次为康熙七年（1668）佟彭年、康熙八年（1669）萧震、康熙九年（1670）尤侗、沈白、 袁钫等序，多为溢美之辞。再次为康熙七年刘源自序，称偶见陈洪绶所画《水浒》三十六人像，“古法谨严，姿神奇秀，辄深向往，独惜陈公精笔妙墨，不以表著忠 良，而顾有取于绿林豪客”，因而又出自机轴，别为《凌烟阁功臣图》一册，“以纪风云之盛，立仁义之极”。其旨在表示对大清国的忠心。
图前有目录，以裂冰纹为背。目录前有书牌称“吴门朱圭敬镌”。图之目次为“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司空河间王孝恭”、“司空莱国公杜如晦”、“司空太子 太师郑国公魏徵”、“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司徒并州都督申国公高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卫国公李靖”、“特进宋国公萧瑀”、 “辅国大将军褒国公段志宏”，“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弘基”、“尚书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陕东道行台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荆州都督谯国公柴绍”、 “荆州都督邳国公长孙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左骁卫大将军郯国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礼部 尚书永兴郡公虞世南”、“户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勣”、“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末附“观世音菩萨 像”三尊、“关羽像”三尊，总共三十幅。
刘源的画风，接近陈洪绶可称上乘之作。作者以娴熟的线条，勾画人物形象，且能用不同的体姿 和面目来区别人物的不同气质和性格。图像多不作背景，只写一人或两人，着重于人物特点的刻画，可见作者人物写生之功底。细察其情，人物的骨骼，都可从衣外 看出何处是肩，何处是肘，何处是腰，何处是膝。故而能做到虽然每幅都是一个个单独人像，由于体形、姿态变化巧妙，令人观赏，读之有味。这较之长期以来不注 重刻画人物表情和内心世界的徽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该书的版式看，也是别开蹊径，独具风格。每像都附题赞：“诗则集之工部， 字则仿之诸家。”几乎每幅题赞，都仿用一种字体，或仿钟繇、王羲之、怀素、刘岑，或仿坟书、悬针篆，或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直至 赵孟頫等，无不酷似，由此又可见作者在书法方面也具有深厚的功力。于每幅题赞的周围均用种种纹饰，诗情画意、珠联璧合，充分显示了作者经营布局的绘画才 智。题赞纹饰的内容也极广泛，有秦砖汉瓦、钟磬鼎彝、刀剑法器、书砚琴瑟等。就画种而论，有山水花卉、飞禽走兽、异石仙草等，很妥帖地点缀着题赞诗，起着 一种烘托主题的作用。
插图由吴中名匠朱圭刊刻，朱圭堪称是这个时代的雕刻骄子。在这些人物画上，大都画着缜密的花纹图案，细如毫毛， 诸如屈突通、李世勣着身的盔甲，纹饰细密，但端其每笔，都刻得很清晰。关公、魏征的胡须，不仅线条精细，而且还刻得生动、自然，令人折服。观音、罗汉、关 公、周仓身上的衣纹，可谓柔媚如春蚕吐丝，同时做到了“细巧求力”。
郑振铎先生一生清贫朴素，但是他在收集濒临散亡的古籍善本以及其他文物时所表现出的忘我情怀，将永远为我们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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