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巾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另外红五、红九军团还有两三千人，正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
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找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历史是按照其必然规律在发展，但往往表现比许多偶然性，陕北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尔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刘志丹的不朽功绩正是在这里。高岗后来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协助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劳，也是不应抹杀的。
部队由于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得以恢复所以，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我当时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
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这样一来我这个裁判所长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情就不找我了。
当时被处理的人我能记起名字的还有原第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担任过团长的康声扬、曾担任过卫生部长的曹企贤等。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口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所部和东北军、西北军沿路对我军进行堵截，我们只好一边与敌作战，一边行军。10月初在白羊城打了一个胜仗，歼灭了东北军一部。随后，我们翻过六盘山，继续前进。这次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11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我当时年龄其实并不算大，刚三十出头。
在窑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能随队行军了。
10月19日，我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看到陕北红军张贴的标语和苏维埃的布告，感到格外亲切，心里又高兴，又激动这时，敌人的一支骑兵部队追跻而至。我军组织了次反击，将敌人击退，并抓了一部分俘虏。我第十团团长黄珍于此役牺牲。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煮的左路军中后来西渡黄河，成为西路军的一部分，于河西走廊全部损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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