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先生辞世之际，有遗嘱“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据现居台北的姑婆王东明(曾祖长女)回忆，1928年家眷南归海宁，藏书之大宗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吴宓、赵元任诸先生商议，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方给价五千元。同年《北海图书馆月刊》二卷三、四号载馆讯说“海宁王先生之殁，为学术界重大损失，其藏书虽不多，但生平遇有善本，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间有发明，则别作识语，此项手批手校之书，共有一百九十馀种，约七百馀册，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特全部购入，以垂久远”。批校本既为静安先生一生精力所倾注，其学术价值自然为藏书中之白眉。治专门之学者如顾廷龙先生等均曾择要过录。可惜经整理刊行者仅《水经注校》等寥寥数种。赵万里先生整理遗书，检出历年手校手批各书凡一百五十五种，草成《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1927年10月发表于《国学月报》第28卷第10期。稍后又检出三十多种，都一百九十二种，编为《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刊于次年出版的《国学论丛》一卷三号。抗战时期部分北平图书馆善本迁运美国，其中也有静安先生批校之本(如明正德十年苏州刊本《大唐六典》三十卷，乃宣统庚戌得于京师，《庚辛之间读书记》列为首篇者，从最末的题跋可知直迄民国十年仍以残宋本再校)，后来寄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又转入台北故宫博物院。1967年王德毅先生在台北著成《王国维年谱》，以赵编为蓝本，附录《王观堂先生校勘书目》一百八十四种。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辑录七十种，刊载于1981年《文献》第3、4期。时下文献信息远较数十年前富足，可补苴的品种为数不少。如赵先生附记说“先生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见原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附记所指涉的，大致就是《静安藏书目》著录的词曲书。赵撰《王静安先生年谱》丙辰年(1916)四十岁条下“罗(振玉)先生又贻以复本书若干种，先生亦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所以《罗氏藏书目》(《罗雪堂合集》题作《大云书库藏书目》《王国维全集》题作《罗振玉藏书目录》，编成年月二本均定为赴日之初，其实依据著录书籍内容，可知此本已经罗氏增订，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观堂著述)集部词曲类一度著录。其中25种现藏于东洋文库，有“罗振常读书记”之印，于昭和三年(1928)7月经文求堂归东洋文库，日本的榎一雄先生曾于1977年3月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作介绍。相关的背景，是静安先生逝世后，罗振玉委托其弟罗振常售出观堂旧藏以接济家属，故友、后学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均曾获致。如大谷大学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这批书籍后来仍有未售者留存罗家。如《静安藏书目》著录的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冷斋夜话》，静安先生后来在日本，经董康手又获致日本五山版覆宋版五卷残本，据以对校并有识语，罗振玉据此王校之本排印，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校本在罗家庋藏数十年，罗继祖先生身故后散出，近年为京津某藏书家购得。五山版《冷斋夜话》后来仍归董康，1914年傅增湘曾借校于自藏《稗海》本上，今藏何地已不可知。近年现身的《曲录》稿本，也出自罗振常后人家中。不过据周一平先生记述的周子美先生回忆，他的岳丈罗振常曾将手头的若干书籍盖上王国维图章售出，罗氏经营书肆多历年所，这些书籍的散布范围也就相当广泛了。至于1928年神田喜一郎所得、今藏大谷大学的自批蒋刊本《观堂集林》，则是由静安先生第三子、笔者的叔公王贞明直接让售，与罗氏无涉。
抗战结束之后，任职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自笔者曾祖母潘老夫人、祖父王仲闻处取走若干遗稿交北平图书馆，当时赵先生操办此事甚为隐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也是事后才获知。一九五〇年代初，祖父将家藏静安先生遗稿、信札捐送北京图书馆，经手人为赵万里先生，少数留存者在“文革”中遗失。至此，曾祖藏书和遗稿大体已汇归北图。在台湾，东明姑婆和庆襄堂伯(三叔公王贞明之子)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向台北“中央图书馆”捐送了所保存的静安先生手迹、遗物十四件和罗振玉所治的一枚印章，包括印入《王国维遗书》卷首的附手跋段懋堂(玉裁)墨迹，其中一半为附跋拓本，如宋巨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汉南吕编磬拓本、唐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图拓本、伯吉父盘拓本等。宣统甲子(1924)元旦试笔诗一首，是各种诗文集和年谱中失收的。而他最后所任教的清华大学，现在确知并无遗留书籍收藏。
民国时期的学者已注意收集与静安先生有关的各种文献。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卷一《古文尚书孔氏传不分卷》篇述及“昔年沪上哈同花园拆除旧屋，有人扫得残纸一束，为邻近秀州书店所收。友人偶过，得钞本王国维所著《唐韵残本校勘记》，已嫁名睢宁姬觉弥，为备刊之底本。余见而亟得物色，得此及臧庸所辑《汉书音义》两钞本。盖当时静安讲授于仓圣明智大学，为刊《学术丛编诸书》，此其所储资料也”。
静安先生一生既屡经转徙，旧藏散处大陆、台湾、日本，为私人所有未公示者为数当仍不少。经他题款的精椠名钞，不计金石零拓之本，合计也在二百种以上。除前述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外，他若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若南开大学图书馆，若笔者供职的复旦图书馆，都有静安先生藏书和批校本的影踪。
赵万里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稿，凡王国维先生的重要著作都一一作了解题，后来经冀淑英整理刊载在《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中的《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即为其中一部分)，不过并未将《静安藏书目》和《传书堂善本书志》列入。赵先生为曾祖编集，也偶有将手录他人文字视为自作误录的情形。
一般而言，对前人的学术思想作切实的观察和研究，著述、书札、日记、藏书可视为四把通启户牖的“管钥”，藏书每每被有意无意忽略，则与搜辑原始资料的种种困难有关：学者本人未必编书目、记书账；早期与晚年的藏书内容会有持续变化；是否钤章、作题跋，各人未必有定则。而甄别伪作，尤非易易。比来文物拍卖兴起，一再有热心的私人藏家告知静安先生藏书现世的讯息，各地书影图录中也屡屡发见线索。目前，筹办中的海宁王国维书院(陈列馆)正着手访求蒐集。不过市价既已高企，随之也有伪迹、伪本出现。静安先生一生书法得力于《多宝塔碑》，行、楷而外，不习他体。日本有藏家收得甲骨文书联相询，而静安先生一生未尝以篆隶题字，又有据称出自北美张充和旧藏的赵之谦体魏碑联，亦非真迹。数年前津门有书坊老辈示以《捃古录》校跋等数种，目验方知实系赵万里先生过录之本。孟宪钧先生并告知笔者，他所见及的扇面赝品不止一例，印章颇精，作伪者为数十年前的天津人氏。
2 、《静安藏书目》与早期思想
观堂先生三十岁以前藏书的情形，在自撰《静安藏书目》中能见出概貌。这里说到的《藏书目》，其实是《人间词话》手稿本的一个附录，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原件与《人间词话》合订一册，同为毛边蓝格直行笺纸，半叶十行，版心镌“光绪口年口月口日”暨“养正书塾札记簿”字样，卷首自署“静安藏书目”五字，末页记“张砺若”姓名地址(张氏行实待考)。养正书塾在杭州，此札记簿经刘烜等学者考证，原属先曾叔公王国华(1887-1980，静安先生胞弟)所有。《人间词话》稿本写就于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间，因此《藏书目》的撰作也可以确认大致在此时段内。全《目》均出静安先生手，并有增补改易处，共著录一百七十部自藏书(包括丛书)。《人间词话》稿本已数度影印，但均不是完整原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的影印本，首度向学界揭示了《藏书目》，不过印数极少，似乎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
就体例来看，《藏书目》著录颇简略，大致按四库分类法编次，首列江西局本《十三经注疏》，仅记书名、册数，间或注出版本、作者。非通行本者才特为注出版本，计28种。如《湛甘泉集》注“原刻”，《剑南诗稿》注“汲古阁本初印”，《尊前集》注“影钞万历顾梧芳刻本”，《沤梦词》注“刘彦翁手抄本”，《传奇汇考》十册注“精钞本”，《雍熙乐府》廿一册注“嘉靖楚藩刻本”。核以今日可明确藏地的若干原本，可知《藏书目》中著录的抄本，多为静安先生自抄。
《藏书目》所记以通行本为主，以词集和剧曲为大宗，其中词集(总集、别集)42种，戏曲类24种，古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齐备，与他当时研究的侧重也是相符的(斯时静安先生自名京师宣内居所为“学学山海居”，戏拟收藏戏曲的前贤李开先、黄丕烈)。他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纂辑《词录》、《曲录》二专题目录，大致也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藏书目》可以作为《人间词话》的参考书目来读。譬如《词话》论“双声叠韵”，说“吾乡周公霭先生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馀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而《藏书目》中即有《杜诗双声叠韵谱》一部四本。值得注意的是目中理学家著作16种，包括《二程全书》《杨文靖集》《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四书语类》《陆象山全集》《薛文清公读书录》《王文成公全集》《湛甘泉集》《陆清献公全集》《李二曲全集》《近思录》《朱子年谱》《性理会通》《正谊堂全书》。《静安文集》中有《论性》《释理》二早年名篇，其中国哲学方面的主要参考书很可能就是这些著作。《人间词话删稿》第四三则中对龚自珍有如下评语:
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龚氏原诗为《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
如此这般呵责“儇薄语”，今天的读者不易索解。《藏书目》中有《龚定庵全集》六本，可知静安先生对龚氏的诗文是熟悉的。参照这个书目，也许可以见出静安先生早年熏习性理之学、重视立诚修身的程度甚深，超出我们以往所知，而此一以贯之的道德上的“洁癖”，很可能与宋代王氏先人忠义传家的家史有关(王禀据守太原抗金，入《宋史·忠义传》，参见《观堂集林》卷二三《补家谱忠壮公传》)，此种传统士大夫情怀，影响及于其文学观念和对文人的臧否。梁任公手跋龚定庵自书诗卷有“少年深喜定庵诗，过半成诵，后渐厌之”(大意)的话，静安先生对龚氏的体认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番的纡折，不敢言必，兹拈出以就教于高明。他与吴昌绶在词学上互为师友，吴氏好龚氏词文，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并撰成定庵年谱，此则文字可能是对吴氏一再揄扬龚自珍的回应。而仅存于《词话》手稿，未在《国粹学报》正式发表，可能自觉用语太过，也可能见解有所变化。这其中的主因，恐怕还是“性分相戾”。晚年批校《藏书纪事诗》，对于顾千里、黄丕烈的褒贬不同，缘于顾氏“善骂人”，不如黄氏“坦率”，取则大致相同。在学术统系上，龚自珍属今文学派，静安先生虽不以家数自限，宗旨仍与古文学派相近。后来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有“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习旧艺者，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惮，至庄葆琛、龚定庵、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二牖轩随录》中“近世金文之书最著者”条称：“(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则出于龚定庵自珍，……惟《筠清》释文，最为诞妄”，学术上的评价就更低了。
《藏书目》中未列入新学、西学书。也许静安先生有意识地按传统书目体制加以甄择去取，而并非斯时一无所藏（是时客居北京，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编译局编译、名词馆协修译、译述夥夥)。《藏书目》可视为一种行箧书目，虽不能揭示他当时收藏的全部，但足以窥知其一阶段的治学旨趣和心力所趋。比照二年后的《庚辛之间读书记》15种题跋，多为此目著录之书，可知《读书记》所记皆自藏本，经前后数年读，故多心得之语。
近来有学者欲探究静安先生早年所凭藉的“思想资源”与日本人著述的关系，曾辗转询及他早年收藏日人著作的下落。可惜他的大宗藏书迭次归入北图时并未设立专藏，其中纵然有普通平装本，今人无从辨识，不免有追踪人迹至于桑驼海，于此路穷之叹。北京图书馆馆旧档存世尚多，倘有该馆执业者从中爬梳，或仍有线索可寻。
2007年的《中国学研究》第10辑和2008年7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有学者撰文，认为观堂先生覃精佛学，《人间词话》《人间词》的得名来自佛教语汇，“人间”两字应视作是佛教六道之一的“人道”来解。取照《藏书目》，其中仅有佛教书三种:《一切经音义》《象教皮言》《因明琐记》。其中《一切经音义》严格说来属文字音韵训诂门类(前后所藏所校不止一本，今藏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各一部)。《因明琐记》作者不详，内容当为佛教逻辑，很可能是作为研治西方哲学的参考书。最后一种《象教皮言》，即明人陈士元编《象教皮编》六卷，分类汇辑释家语，内容较浅显。此外别无一部“正宗”佛家典籍。他撰吴兴蒋氏密韵楼书提要，释家类较诸其他部类更形简略。再参证以全集中的著述、诗文，引用和考论佛学的内容戋戋无几。其中比较特出的是写成于光绪戊戌、庚子间的《咏史》二十首第十一首“慧光东照日炎炎，河陇降王正款边。不是金人先入汉，永平谁证梦中缘”，可知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边陲地理的浓厚兴趣发于早年。静安先生中年以后又曾用力于与敦煌学、西北史地相关的佛学目 录学和释书中的史传部分，这类研究与接受佛教思想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他思想中与佛学义理近似的部分，更可能来自熟悉印度哲学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蔡元培1923年5月1日日记载“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可为辅证。
李一氓曾收藏有“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计9页，为1955年秋阿英检赠。用“唐风楼校写”钞稿纸(“唐风楼”为罗振玉早年在上海首用之斋馆别号)“不知书为王藏目，或罗振玉藏目”。李氏书身后多归诸公藏。此本今在何处，待考。李跋述及影写元镌《中原音韵》，为《藏书目》所未列；又述及《花间集》仅有明仿绍兴本，似为《藏书目》中《花间集》二种之一(参见《一氓题跋》“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条)。此本显系写录自藏，写录的时间在《静安藏书目》之前或之后，未见原本，目前也不可知。
3 、关于广州遗嘱复本
2004年11月间，南方《广州日报》等报刊先后以“国学大师王国维遗嘱77年后现身揭自杀之谜”、“投湖遗嘱竟不湿 王国维遗嘱现身广州博物馆”为题，报道广州博物馆收藏并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国维“遗嘱”的消息。记者引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的介绍说：遗书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容庚收藏，1994年8月，容庚家属将遗嘱连同100多件国宝级商周时期青铜器一并捐献给广州博物馆。程馆长并称：“看过遗书的人屈指可数，估计只有他本人和家属、容庚、陈寅恪、吴宓、罗振玉等，之后的77年它没有再出现过。”以上消息经国内各报纸和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传布颇广，收藏“王国维遗嘱”的中国国家国书馆对此有所回应。李小文于2004年12月9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遗嘱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库中。“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迭痕”，并附有罗振玉题款。2005年9月，台北李敖赴京访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国图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王国维遗嘱”，实有藉此以正视听的用意，但馆方也不明广州藏本就里，始终没有直接评述。
广州博物馆藏王国维遗嘱
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遗嘱
“遗嘱”真伪问题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解释说，现在尚无人考证真伪，但该馆收藏的这一份绝对是真的。对于两份“遗嘱”并存，他提出“一些网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图片有罗振玉的题款，但根据记载，王国维从自沉到办理丧事，罗振玉都不在场，而容庚却一直在现场。1935年，容庚亲自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书信包括这份遗嘱进行了精心的装裱”。程存洁还推断，“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复制版。有可能是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自己或者组织人手复制了一份上呈废帝溥仪，以便给王国维邀求谥号”。至于罗振玉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版交给溥仪？为什么要多抄一份？程存洁说，这又是一个谜团。
静安先生去世时家人俱在，“遗嘱”交付家事，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原件断无由他私藏之理；而北图藏本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仲闻）庋藏多年，与一百馀件王国维遗墨真迹一并捐予北图的，经手人是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流传有绪。捐献一事，赵先生还承担了相当的风险。此后不久的 “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时期，因有若干暂存案头手续未备，被馆内群众追查，赵先生还作过检讨。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留作纪念的少数图书文籍大多散失。所以赵先生在建国初期建议将王国维遗存归于公藏，确实是对保存静安先生的学术遗产有特出功绩。
容庚（1894—1983）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又精深艺事，生前撰有《颂斋书画小记》，以簿录体例详记所藏历代及当世名家翰墨书画，广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其“王国维”条下，著录所藏王氏尺牍册十通十二纸，并记：“（尺牍册）末附王先生“遗嘱”一纸，石印本，与罗振玉先生尺牍合装一册。”广州藏本既出于容庚家藏，当即为此“石印本”无疑。容氏郑重记载此“石印本”，也可证实他的藏品中并无原件。据此条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容先生确为当时最早前往颐和园自沈地点的人士之一：“……次日辰[晨]其家人来觅，答以未见。旋即有人奔报王先生蹈湖死矣。余奔往颐和园鱼藻轩拜哭之。尸卧于地，盖以草席，轩中虚无一人，其家人尚未至也。余挽以联曰……”以上记述，可与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证，均未提及获藏“遗嘱”原件。
先曾祖“遗嘱”曾付石印一事，未见文字记载，广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年罗氏贻安堂铅印本《王忠悫公哀挽录》中附入之件（另附海外追悼录一卷，华侨哀挽录一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王氏后人、王门弟子为纪念亲师、留存手泽，每本均夹订附入一石印原大遗嘱，天壤间所存尚多。即如杨锺羲撰文王国维清华旧墓墓志铭，原碑不存，也有拓本流传于世，北平北海图书馆民国十八年即已入藏，据黄永年先生见告，八十年代初曾于中国书店购得数本。
广州博物馆主事者崇仰先贤、宣传馆藏的热忱可钦可佩，惜乎相关考订未能周浃，令世人有“荆轲不习剑”之憾。毕竟学术进步，要以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为前提。笔者曾于2006年初就此复本问题在网络上和复旦校刊撰作专文，但流布不广，而媒体炒作效力惊人，各大网站充斥对广州藏本的报道及转载，负面影响可能历时多年，无法消泯。误解的发生，或许在于“容庚的装裱功夫十分了得”（程馆长原话），而此件又与罗、王亲笔书札合订，遂于不经意间为学界平添一新掌故。容庚先生身后，遗藏多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博物馆。其《颂斋书画小记》，虽名为“小记”，实为多册巨著，所录存近现代学人事迹小传，尤为珍贵。如胡厚宣先生考证胡义赞（石查）先生事迹，专门致函咨询，容庚先生即据《小记》中胡义赞小传作答（参见胡厚宣《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小记》中辑存的诸家文翰题跋均系容先生亲笔过录，藏品今日具在，且集中公藏，完全可以摄制图录，合璧成书。相信随着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规范，容先生以数十年之力搜罗保存的丰富文献及文物，定能遂其初志，获得规范的整理与阐扬，为岭南学术增添新的荣光。
4、遗文辑集与刊行
静安先生的著作，陈寅恪先生称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遗书》序)。先后结集的情况大致如下:
诗词方面，1905年9月刊布《静安诗稿》一卷，《静庵文集》出版后附入，增补为古今体诗五十首。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集数年间所填词成《人间词甲稿》刊，次年又刊布《人间词乙稿》。先生对于早年词作珍爱不置，至中年以后，还先后抄为《苕华词》、《履霜词》赠示友人。民国二年在日本有诗集《壬癸集》，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皮纸印行，印制精雅而存本不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特予著录。陈鸿祥先生在传记中说初有日本江州旧活字本，后有日本京都圣华山房聚珍本，实际上仅印一次，并无二本。在观堂诗词的注释和解读方面，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功力深厚，虽有过于简略之病，诸继起注家仍未能逾越。要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钻味既深、神理相接”，尚有待更多努力。
静安先生早年文章和单种著作，多刊载于《教育世界》杂志和罗振玉所刊布的几种丛书中。自日本流亡归来后数年所撰，则多刊载于《广仓学窘丛书》。《教育世界》所刊载的文章以匿名编译为主，迄今作者归属还未有确论。《红楼梦评论》始载1905年版《静庵文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徒以议多违俗，物论骇之，寻遭禁绝，不行于世”，殆非事实。不过《静庵文集》初版本确实存世无多，世人习见的还是后来收入《遗书》的本子。
静安先生的学术代表作萃于《观堂集林》。1921年，他亲自编订《观堂集林》二十卷，计文百八十五篇，诗词七十首，由乌程蒋氏助资以聚珍版铅字印行，蒋汝藻亲任校勘，高时显(野侯)襄助其事，次年夏始毕工。当时张尔田、孙德谦欲为作序，均未采用，可见标格甚高。1927年静安先生自沉后，友朋弟子设“观堂遗书刊行会”，推罗振玉为首，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共四集四十三种一百二十二卷，当年和次年以海宁王氏名义由天津罗氏贻安堂陆续出版，其中《观堂集林》部分增订为二十四卷，收文二百篇。赵万里先生曾于1929年8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二号登出《征求王静安先生遗文手札启事》，向公私藏家借抄、借影。1940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石印，其卷次篇第由赵万里、刘节、戴家祥、吴其昌先生重新校订，而赵先生对前后二《遗书》付出心力最多，居功至伟。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将商务本更名为《王国维遗书》影印行世。1959年，中华书局将商务版中《观堂集林》部分略予增删，断句影印。
全集性质的静安先生著作的刊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最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后规模较大的则有1968年台北文华书局版《王观堂先生全集》正续集。1976年台北大通书局版《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已出版的王氏著作汇编中规模最大者，兼取排印和影印，但仍有不少王氏遗著未能编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吴泽教授主持的新编《王国维全集》的工作启动于1978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集《书信》卷。之后编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直到1997 年才重新启动。新编的体例，一是凡王著中引文，都须查明其确切出处并找到原书对勘，二是凡学林能找到王著手稿或原始清钞本者，皆须以之与底本对校。早期译文、译著也尽量全数收入。《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历二十馀年，学界伫望已久，其难度和工作量可以想见。新编《王国维全集》2010年5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有精装、平装二式，收入静安先生各类著作56种，译作21种，总字数约为830万。这样集成性的出版工程，较诸迭次重出的选编本，对于改变王国维研究基础文献薄弱的状况可谓善莫大焉。
静安先生墨迹的辑录影印成集，前后共有三次:
1927年，神田信畅辑录诗文手迹二十种，由京都博文堂出版。
1930年，陈乃乾辑录《观堂馀墨》二卷，上卷为彝器图籍题识之属，下卷为致蒋汝藻父子及徐乃昌等书札。
2008年，海宁地方学者虞坤林辑录《王国维书札墨迹》一册，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彩色影印。
近三十年来出版繁荣，各种王国维著作选本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但有些选本编次出于一己之意，不说明底本和出处，能取前后不同版本参互对照的则更鲜见。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遗文则始终未刊行传世，尤以题跋、书札为甚。还有一些文章的初稿尚混杂在大宗著述中。如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传书堂善本书志》稿本中，有《校大典本〈水经注〉跋》、《〈金石苑〉稿本跋》《毛公鼎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考证》等数十种文字的拟稿，倘取以与后来的定稿比对，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著者学术的前后变化。
静安先生日记存世仅《丙辰日记》一种，前后不足六十日，文字不足万字。房鑫亮、虞坤林二先生先后撰有释文。
静安先生生前书信不留底稿，但收到友朋书札均精心归类庋藏，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书信数量极为可观，出诸邹安、柯绍忞、容庚、唐兰、马衡、顾颉刚、傅增湘、梁启超、杨锺羲、张元济、刘承幹、刘世珩、沈曾植、孙德谦、胡适、金梁、陈衍等名家之手，还有海外学者铃木虎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神田信畅、桥川时雄、松浦嘉三郎、明义士，尤以张尔田(125通)、沈曾植(47通)、蒋汝藻(39通)、马衡(46通)、吴昌绶(59通)为大宗。致长子王潜明、次子王高明的家书近百封，也是五十年代初同一批捐献的。这批书札不仅于了解观堂先生的交游和思想有特出价值，就其本身内容丰富的程度而言，也堪称近代重要史料。目前，仅与罗振玉的书信已由萧文立等标点注释为《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又影印收入《罗雪堂合集》)。马奔腾先生据国图胶卷作了初步的整理，限于条件，阙漏不少，既失伦次，且多讹误。如能次第影印刊布，揭之于世，并与已陆续发表的王国维书信合并参照，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对于有心且有力者，应该是一项亟亟从事之的工作。（王亮）
本文原刊载于《学林漫录.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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