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员工福利网

小学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新中国成立后，厉以宁将目光投向了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他报名高考。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就替老同学做主，把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

1951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多年以后，厉以宁曾深情回忆这段往事：“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为学术之星

北京大学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做学生的四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对北大图书馆感情尤深，大学时期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更不必说平时的周末。

在厉以宁看来，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下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名师、大师。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第三个条件则是要有完善的教学设施。这样，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团队就成长起来了，北京大学出色的教学成绩和科研成绩也就会陆续展示在人们面前。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北大经济学院）群星荟萃，陈岱孙、陈振汉、赵迺抟等众多学术大家为厉以宁开启了知识的大门，“每个人把自己的所长都教给我，我也肯学习，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来的。”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在北大经济系讲授“经济学说史”这一重点课，陈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的兴趣，厉以宁就是其中一个，“是陈老让我意识到了经济学说史在经济学学习中的重要性。”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跟着陈振汉教授学会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北京大学）

赵迺抟先生研究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赵先生让厉以宁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厉以宁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赵先生的教导，使厉以宁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留在北大经济系工作。他在经济系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着这些积累，厉以宁担起了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大学毕业时的厉以宁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词”。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

每次上课，厉以宁必定会提前10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堂课中主要涉及的几个问题，即课程的大纲，讲课时往往开门见山。“非常讲究逻辑和条理，同时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往往从大处着手，以逻辑和分析见长，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引人入胜。”在北京大学经济系1991级研究生武亚军看来，“看厉老师的著作、听厉老师讲课，都是一种享受”。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回忆自己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和历史系的一些同学慕名选修了厉以宁先生有关世界经济史和学说史方面的课程，并经常课后向厉先生请教问题，先生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予解答。那时，厉以宁和其他院系的同学也都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来，国家每每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厉以宁先生都会在学校举办报告会予以解读。郝平回忆：“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厉先生的报告，听他的报告也是一种享受，那些抽象、专业的经济术语和政策条文，经厉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豁然开朗。他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语言生动幽默，至今都给我们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郝平写道，厉以宁先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推动和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研究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哪里来、为什么成功、要怎样发展，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2005年时，郝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非常希望推动北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发展，因此常常向厉以宁先生请教，他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准备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希望为外语人才培养打下厚重的人文基础。在邀请厉以宁先生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和名誉院长时，厉以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郝平回忆，厉先生不仅是做名誉上的院长，更是亲力亲为，为北外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倾注了心血：“他不辞辛苦，每年义务为北外师生做经济形势报告，深受北外同学的爱戴。”

厉以宁先生的讲座现场

受业于厉以宁先生的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教授在谈及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坦言：“作为学生，我对厉老师的尊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991年元旦前，当时正在师从厉以宁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于鸿君和几名同学去老师家里拜望老师和师母，谈到给校外学生上课时出过一道考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是谁？备选答案里有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名字。

厉以宁先生知道后很生气：“不能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客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千千万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要知道，学者有贡献，官员也有贡献，企业管理者乃至农民都有贡献，土地承包制不就是农民的贡献吗？包括你们这些研究生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个演讲、一个发言，甚至讲一堂课，只要有新意，都是贡献。怎么能说只有我作出了重要贡献呢？备选答案里的其他经济学家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很尊重他们，尽管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努力探索着。”

“厉股份”和“厉民营”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高度重视。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厉以宁《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手稿

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备受磨难，厉以宁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

2013年全国两会，厉以宁教授提前到场阅读材料

2015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光华学院成立30周年时，作为学院首任院长的厉以宁先生回忆了光华管理学院与之一道完成了与国家建设有关的十件大事：呼吁提高了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奠定产权改革的重要地位、主导《证券法》的起草、参与起草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和“非公经济新36条”、主持贵州毕节扶贫开发、提出“梯队推进战略”的区域发展新思路、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参加了林业的改革和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的低碳化。

2018年5月，厉以宁出版了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是他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

他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要回忆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特别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翌日，厉以宁出席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结合参与推动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贡献经济发展“中国奇迹”的珍贵经验，分享了他关于投身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的思考。他说：“中国的改革推进后，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变化在全世界是一个样板。”

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厉以宁先生曾说，“经济史是我的老本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下我从事研究的新领域”。厉以宁治学既秉承中国学者“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又对西方经济学说和经济史学各领域有着深刻把握，并认为单纯通过经济学无法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社会，而要在比较分析整个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厉以宁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不少重要理论和政策研究，很多思想也出自于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把握。

2017年6月13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整版刊发了厉以宁《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一文。厉以宁在文中指出当前“对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并现身说法，围绕自己的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说明了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对他自己求学和治学的积极影响。厉以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对理解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等都有着重要价值。

经邦济世，诗化人生

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院士表示，厉以宁教授是一位深受晚辈后学爱戴的“大先生”，他毕生在北大学习、从教，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北大，奉献给了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事业：“在60余年的从教生涯中，他始终把育人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始终保持学者本色，坚持真理、追求真理，以巨大的勇气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富有远见卓识地提出了股份制等经济改革理论，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的逝世，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以厉先生为榜样，牢牢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北大人新的更大贡献。”

在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吴志攀教授看来，厉以宁先生不仅是学问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更是一个教育家和诗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为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很多方面的事业发展指引了道路；他的身上体现了北大人心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常为新的精神，是我们所有北大人的楷模。”

厉以宁先生一生创作诗词数百首，饱蘸着对人生与社会的热忱。在学术思考之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在先生诗词笔墨之中淋漓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