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非均衡」。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20世纪60年代，厉以宁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厉以宁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厉以宁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1990年，厉以宁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富且涉及领域广，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小学时期与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北大燕园，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在经济学领域著述等身，思想与时俱进；他是学界泰斗，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是他坚守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是他作为师者的情怀与写照，他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
纵览厉以宁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关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论、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创见始终如熠熠明灯，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指引前路。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事业，以其学识、见识、德行和修养照亮后来者前行的方向。值此厉以宁先生九十二岁寿辰，让我们重温厉老的光辉岁月与诗化人生，共勉向前。
厉以宁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厉以宁在此期间，不断发声，外号“厉股份”在此期间获得，知名度与日俱增，同时期间教了两个学生现任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师身份一时无两。
厉以宁1993年离开经济学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该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自此又再创一派，经济学院则在伺候示微，虽然后来有如刘伟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则暗淡不少。
厉以宁就任光华管理学院后，光华一跃成为商学院第一梯队，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影响颇大。光华学院注重研究和学术，并一直看齐国际。
继任院长是张维迎，张维迎在莫干山出名，随后就职体改委，后来在牛津深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断倡导市场改革，针对国企改革发声，引发全国的讨论。张维迎就任院长后也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最后暗淡离任，导致光华现在都在避免谈起张维迎，令人唏嘘。现任院长蔡洪斌，属于后起之秀。
厉以宁从经济学院出来重新树立了光华的大旗，实属不易，比有朱镕基担任院长的清华经管某些方面更有优势，究其原因还是厉以宁本身有鲜明的思想，并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反观清华此点则没那么明显。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
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
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
——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以下为厉以宁先生回忆难忘的大学生活：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到2012年，我82岁了。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01、回忆总是美好的
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年级中，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读。外地的同学大多是第一次来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风下雨，都到公园名胜去游玩。
可惜，这样的时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有的学生干部被抽调到三反五反工作队去工作，据说是参加外调。学校里，教师们都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关键是几位著名教授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学生们都得参加。全校大会上做检查的有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教授等人。课也停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排得满满的。好在图书馆还照常开放，爱学习的学生借书回去读。一些并不怎么爱读书的同学，乐得个清闲，不上课，也不借书阅读，而且各有爱好，如打桥牌，下围棋，听戏，或谈恋爱。就在大学一年下学期，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之间就结成了好几对。好在他们后来家庭都很幸福，都儿孙满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学先后返校了。经济系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时，初读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当时都被称作新生；尽管我们第二个学期都快读完了，仍被称为新生），整日忙着听老生谈参加广西土地改革的体会、心得、思想转变的报告，听完后一个个表态，折腾了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学期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
暑假快结束时，校园里传出了院系调整的消息。有人高兴，有人发愁。关于北京大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医学院分离出去了，成立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工学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有的系并入清华大学，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学基础上扩建的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了河北大学；农学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不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有关的系也并进来了。法学院变动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包括财政系、金融系、对外贸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唯一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当时采取经济学学生自报志愿，系领导批准的方式，我填的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隔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我的去向是有争议的，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新学年一开学，我就随着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迁入了燕园——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燕园就是北京大学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学原来规模小，北京大学比燕京大学大得多，加上学生全部住校，所以学生宿舍十分紧张，经济系学生最早住在承泽园，是旧民房，家属区。隔了几个月，又迁到了全斋（未名湖北岸，现名红七楼）。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接触到经济学，因为教学楼秩序恢复正常了。听著名教授讲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读一年级时，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广西了）。
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是不是浪费了半年以上时间呢？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迁到西郊燕园以后，随着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了，课程内容扎实了，阅读参考书的分量增加了许多，所以怨气渐渐消失。
今天我很怀念大学生时期，包括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势变了，个人的经历丰富了，对人世间变幻无常的情况也习惯了，于是对过去的遭遇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总结，总能从回忆中得到某种宽慰。过去哪怕是惊涛骇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就会淡然处之，坦然处之。这就是我对待北京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态度。
从大学二年级起，直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将来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多亏老师们的指点。这样，让我们转入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02、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我认为在大学生时期，对我帮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六位老师：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
2.1 陈岱孙先生
院系调整前，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院系调整时，他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1953年，他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从此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
陈岱孙老师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讲授。那时我已在念大学三年级。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门重点课。陈岱孙先生从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理论，每星期讲两次，一次两学时，讲两个学期。他讲得最仔细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体系、政策主张和学术影响，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并着重说明新古典学派在1930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生后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凯恩斯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岱孙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感到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经济学说史学习的劲头一直很足，因为通过陈岱孙先生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在理论的学习中是不可能融会贯通的。
20世纪90年代的陈岱孙先生
2.2 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过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他已不再担法学院院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而到广西参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排课。由于他和赵迺抟先生是好友，又是邻居，所以在赵迺抟先生推荐下，我认识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机会多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把我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对西方经济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影响了我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我仍记得周炳琳老师的教导：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代的周炳琳先生
2.3 赵迺抟先生
赵迺抟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经济系主任换人了，他也去广西参加土改。他回校后，没有担任大学生课程。他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家中藏书也很丰富。1952年，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在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迺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我和赵迺抟先生就熟悉了。他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这样，我就成了赵迺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部燕园后，他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赵迺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20世纪50年代赵迺抟先生指导厉以宁读书
2.4 罗志如先生
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2.5 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陈振汉先生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转入中国经济史领域，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6 张友仁先生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做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于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张友仁先生
03、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自从北京大学由城里沙滩迁移到西部燕园以后，我完成了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业。这三个学年是平静的，学习压倒一切。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了，因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完了，再进场面试。先考完的同学都聚在门外，一个同学一口试完，刚出考场就有一些同学马上围上来，问这问那，或安慰，或祝贺。这种氛围也许只有我上大学二、三、四年级才有，后来再也见不着了。
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很活跃。在上《资本论》课时，学生组成了资本论研究小组。上国民经济计划课时，我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的组长。我除了参加资本论研究小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之外，还参加了统计学研究小组。不过统计学研究小组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作业太重，作习题很浪费时间，哪里说得上什么研究、探讨呢？教《资本论》课的老师是江诗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经常来指导，我也在小组会上发过言。我谈的学习体会是：要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来研究《资本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江诗永老师觉得我的体会有道理，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机会。
今天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学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学的传统，又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些新特点。重要的是：那时的政治课学习，着重于启迪和引导，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输某一种思想。启迪和引导有利于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性和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能从解放前后的对比、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当时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国建设，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当时生活在大学生中间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这一点。可惜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建国初期大学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心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从肃反、反右、反右倾起，对大学生和教师的情况一直是错误分析、错误地下结论。结果，建国初期存在于大学生和教师中的热情消失了。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给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何等沉重的教训！今天在回顾建国初期的大学生时期时，我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感触尤深。在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周年院庆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人做参考吧！
04、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宝库
北京大学迁至燕园，这里风景秀丽，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荫，岛亭、小山、临湖轩、再加上办公楼前的草坪、华表、小桥流水，的确是吸引学生每日清晨到这里来学习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学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课时能聆听名师授课外，还有一处，就是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我读大学时，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不存在，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迁到西郊后，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设在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在办公楼南面，现在被称为“老馆”。那时大学生晚自习抢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读一年级时，我主要在沙滩北楼法学院图书室借书、看书。院系调整后，法学院解散了，法学院图书馆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我课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面积不大，十分拥挤，工具书又不开架，用起来不方便。好在我因为常去图书馆，同两位管理图书的老师（一位是男的，我们称他为张老师，另一位是女的，我们称她为邬老师）搞熟了，他们同意我到馆内书库里查看工具书。这是给教师的待遇，我作为大学生能有这项“特权”，至今仍感谢他们两人。在翻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时，由于有些俄语词条（特别是人名、官职名称）找不到参考书，后来进入书库，找到沙俄时期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确实是知识宝库，关键在于读者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书。
读大学四年，共有八个寒暑假。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先住在湖南沅陵，1953年他们搬到武汉。这八个寒暑假，我全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度过，没有回过一次家。我从事俄语书籍的翻译，经常有稿费收入，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每月寄些钱给父母，贴补家用。我在信中告诉母亲，因学习太紧张，过年就不回家了。今天回想起来，我是有愧疚的，母亲多么盼望我能回家过一次年啊！但我没有让她的愿望实现。毕业后，工作安定下来了，才把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接来北京，在海淀镇苏公家庙四号租了简陋的平房安下家来。
难忘的大学生时期，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多少日子！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下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名师、大师。有名师和大师才能让学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入门弟子，继承老师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北京大学的特色。第二个条件是有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这是同整个教师队伍和整个学生队伍的高素质有关的。有名师、大师而没有教师队伍、学生队伍的高素质，那也形成不了作为北京大学特色的学术作风、学术气氛、学术环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即使没有第一个条件，即有一些名师、大师，那么名师、大师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第三个条件则是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包括设施的先进程度、服务的完善程度等等。这样，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团队就成长起来了，北京大学出色的教学成绩和科研成绩也就会陆续展示在人们面前。
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成为一流大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单纯靠建筑的宏伟或藏书量的多少而显现的。藏书，是靠教师和学生去借阅才发挥它的功能。图书馆建成后，主要不是供外人参观的地方。参观者越多，名声越大，但如果没有那么多教师和学生在认真地阅读这些书籍，难道参观者的众多就能代表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
在大学生时期，我认识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曾对我说，按照借阅量来分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教材性质的书籍，或指定的教学参考书。这类书籍的借阅量最大，而且经久不衰，因为年年有新生入学，在校生每年升一个年级，对这类图书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年年如此。二是政治读物，也包括时事评论、解释之类的书籍。这类图书的借阅量也很大，但常常具有涨潮落潮性质，也就是说，这类书籍的借阅量像一阵风一样，热的时候，借也借不到，但风头一过，这一批书没有人再借了，但另一批书又行时了。他举例说，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册子，甚至像朝鲜历史这些平时没有人借的书，一下子变得很红火，过了一阵，又冷下去了。三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中，各个系、各个专业，总有一些人长期在进行研究，写论文，写著作，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业书籍，是关心的。对出版社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什么新书，是注意的。他们尤其留意北京大学图书馆新添了哪些学术专著。这批读者，人数不是很多，但大致是固定的。教师队伍年年在扩大，新担任教师的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至于大学生，每年毕业一批，每年又新入学一批。这类书籍的流转情况，最能反映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现状，因为政治运动一来，连这些书籍也没有人来借了。这似乎反映教师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占满了或挤掉了。最后一类，即第四类图书，就是那些珍贵的、稀有的图书，有些被专家定为稀世之宝、镇馆之宝。它们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前来阅读的都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师、研究生、大学高年级学生。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所以能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中享有盛名，主要因为馆内藏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骄傲之处。
从入学到现在，已经61年了，我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感情是很深的。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始终忘不掉我在这里度过的大学生时期八个寒暑假，更不必说平时的周末了。我多么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能够珍惜宝贵的时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使自己在专业领域内踏踏实实地前进。
05、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诗词是我业余的爱好。从高中时期起，我就学习写诗填词。在1951年到1955年这四年内，我留下了记述我大学生时期生活的几十首诗词。如今我年纪大了，但一翻开我的诗词选集，读到当年写下的这些诗词，脑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现出当年的情景。在这里，我选出一些，放在本文的结尾。
菩萨蛮．别长沙
（一九五一年）
平堤沙岸湘江渡，
娇红艳紫湘山树。
湘水自多情，
欢腾送我行。
无穷留恋意，
伴逐霞云起。
何处不逢春，
春光不待人。
注：我于1951年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下旬接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通知书，随即乘火车由长沙来北京。这首词是在由长沙至武汉的火车上填写的，因为当时长沙至北京没有直达车。在武汉乘轮船过江，再换车到北京。
七古．初游北海公园
（一九五一年）
水上舟，
空中雁。
轻舟竞渡谁领先？
桨快人勤飞似箭。
雁阵排成一字形，
心齐互爱几曾变？
治学当如竞渡舟，
做人应效南归雁。
注：1951年我在北京大学三院住宿居住，距离北海公园不远。这首诗是初游北海公园所作，含有自勉之意。
减字木兰花
北河沿，春节
（一九五二年）
春来缓缓，
南下雁群归去晚。
春在邻家，
小院墙头一树花。
春情渺渺，
断断连连河畔草。
春又无踪，
昨夜风沙枝上空。
注：北京大学三院宿舍位于北河沿。1952年春节正值暑假。这是我在北京经历的第一个寒冬。
南乡子．海淀前八家村
（一九五二年）
篱外尽塘泥，
院内枝头挂鸭梨。
咯咯鸣声惊下蛋，
柴鸡，
啄土聊充腹内饥。
微雨湿单衣，
沟壑横斜叹路迷。
多谢大娘亲手指，
沿堤，
见否溪流直向西。
注：1952年秋天，北京大学已由城内迁至燕园。前八家村，距北京大学东门约5公里。当时自燕园东去，几乎全是农田村舍。
菩萨蛮
深秋雨中漫步，北大朗润园
（一九五二年）
无情也被多情恼，
有晴不比无晴好。
流水本无心，
多情落叶林。
江南秋景现，
微雨情无限。
鞋湿过溪桥，
乡思今日消。
注：大学二年级时，我住在全斋（今红七楼），全斋以北是镜春园，镜春园以北是朗润园。有一个周末，我漫步于朗润园西边的小河沟旁，只见落叶堵住了水道，流水四溢，仿佛回到了秋日江南，归途中即兴赋了这首《菩萨蛮》。
相见欢
北京大学全斋
（一九五二年）
忽然触景生情，
路难行，
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
湖水碧，
风雨急，
打浮萍，
若是无根来日任飘零。
注：我当时住在北京大学全斋宿舍，上课在一教和文史楼，每日早晚都需绕未名湖而行。距大学毕业尚有三年，因此词中有“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之句。
采桑子
颐和园
（一九五三年）
佛香阁上看湖小，
只道山高。
谁道山高，
见否群峰水底飘？
半池荷叶遮行路，
懒把舟摇。
待把舟摇，
别有风光玉带桥。
注：颐和园距北京大学燕园校校址很近，这里是北京大学学生周末常去的地方。这是我的一首自勉的词。
鹊桥仙
观评剧《新天河配》
（一九五四年）
碧云清冷，
夜天沉寂，
泪眼遥遥相望。
有情儿女不成双，
是谁洒无边险浪？
银河可截，
仙庭当反，
莫再忍声退让。
牛郎织女换戎装，
料今后星光更亮。
注：1954年夏季，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由北京评剧团演出《新天河配》，剧情的结尾是：牛郎织女依靠众鹊鸟相助，击败天兵天将，获得了自由。这首词是在观剧后填写的。
相见欢
译书，记大学生生活
（一九五四年）
满员桃李争芳，
亦寻常，
那似案前淡漠散清香。
花间里，
舞影起，
映南窗，
依然学生本色译书忙。
注：当时我正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同学（我的中学时期好友）合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周末有感而作。
减字木兰花
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一九五五年）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注：1955年初夏，已临我大学毕业前夕。周末，我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同游者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
鹧鸪天
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注：词中“沉沙无意却成洲”一句，既反映了自然界的现象，也反映了我一生治学的心得体会。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会怎样？但不管怎么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文思未绝复何求”，让我再重复一句本文开始所用的小标题：回忆总是美好的，我忘不了大学时期，忘不了培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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