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就对岳家军的军纪非常推崇，1963年，罗瑞卿向毛主席汇报某军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时，毛主席说：“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岳飞有两句话：‘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岳飞治军是很有一套的。”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极其强悍，“皆可以一敌百”。因此后世一些名将纷纷效仿。
二、戚继光抗倭名将戚继光就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浙江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戚继光受命抵御倭寇，他亲赴“俗称剽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了一支新军，就是靠着这支新练成的六千戚家军，他迂回转战上千里，十三战十三捷，一举荡平为祸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患。
戚继光治军严苛，临阵称病者，斩；临阵抛弃军器者，斩；行军交头接耳者，斩；枪兵后退者，斩；战损比低于1的一队皆斩。
当然，不服上官，令不行，禁不止，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者更是斩首。
当时，东南沿海流传着一句话叫：怕死的，千万别当戚家军。
另外，戚继光还教育将士杀贼保民，“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一体，所以戚家军深得民众爱戴。
治军当然不能只凭严苛的军纪，戚继光几乎常年住在军营，与士兵同吃同住，战斗也是身先士卒。戚家军俸饷优厚，戚继光自己一个月俸禄15两不到，但最低的兵士每个月也有3两白银，是明朝其他军队的2倍，而且戚继军还规定斩首一级有30两白银，军户随军搬迁有安置费，死了有优厚抚恤，每隔一段时间军中还有比武按名次发放奖金。
严苛的军纪加上丰厚的饷银，戚家军自然各个奋勇杀敌，以一当百。
三、杨素杨素其人，军政全能，既是辅助杨坚一统华夏，打垮突厥的开国元勋，也是帮助杨坚开创“开皇盛世”的得力辅弼。
杨素的治军在于一个“酷”字，史载，每次大战前杨素都要在军中借故找一些犯错的士兵出阵斩首，多者百人，少者几十个。两军对阵，杨素务求取胜，不能取胜而败下阵来者，无论剩下多少人，立刻全部斩首于阵前。“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
杨素这种极为罕见的战法，历代兵法唯有《尉缭子兵法》中曾提过，但将之用于实战的，仅杨素一人。这种打仗先不要命的战法自从出现，就一直被人诟病，但是它的确好用，尤其是杨素用得好，用得长，终其一生，历经百战，罕有一败，必死激发战力，所向无敌。
杨素的侄儿杨弘武就继承了这种打仗不要命的家风，当年他参加征伐高丽之战，英明神武、打仗能力在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唐太宗就对杨弘武的这种战法连声赞叹：“越公儿郎，故有家风矣!”
当然，仅凭“酷”是肯定不行的，杨素非常注意给自己的士兵谋福利，他深得隋文帝的宠信，因此经常得到赏赐，他对于皇帝的赏赐分文不取，全数分发给士卒，甚至自掏腰包。对于身边的战士，也是从不吝啬，哪怕是小功，也必赏，自然，将士们都愿意追随他。
四、曾国藩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曾国藩打仗确实不行，与石达开的鄱阳湖大战，三万湘军被一万太平军打得所剩无几，曾国藩为此羞愧不已，甚至跳水自杀。但他的治军能力却被世人无比推崇。
曾国藩注重军队的思想工作，他以儒家精神练兵，教导士兵为国征战，“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
曾国藩有功必赏，从不贪属下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沈葆桢都曾在其手下供职。这样一个出人才的好去处，有谁不愿意跟着他干。
周亚夫是历史上有名的善于治军的名将，《周亚夫军细柳》一文就是其治军严整的铁证。
公元前158年，周亚夫驻军细柳营，防备匈奴。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先是去了霸上和棘门，在军营里汉文帝驾车直入，将军和他下面的官兵骑马迎进送出。接着到了“细柳营”，营中的将士各个披坚持锐，刀出鞘，弓上弦，持备战状态。文帝的先导驱车门下，不得入。然后先导就对守门的兵士说天子即将到了，让他们打开营门，但是兵士不但不让进，还说只知道将军的命令，不知道皇帝的命令，“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
不久，文帝到了，还是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拿了符节告知周亚夫：“朕要劳军。”周亚夫才传令开门。营门卫士又告诉天子一行说：“将军规定，军营里车马不得奔驰。”于是文帝紧扣马缰，徐徐前行。到了营中，周亚夫又以戎装在身不行跪拜礼。
出了营门，群臣个个心中惊慌，文帝却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六、孙武吴王阖闾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和吴国军队强悍的战斗力是分不开的，而训练出这支精兵的就是写出《孙子兵法》的一代兵圣孙武。
孙武认为，“信”、“严”是为将者必备的素养，而他本人更是此类将军的典范。孙武的治军才能，在其“吴宫斩美人”一事中可窥一二。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王阖闾在拜孙武为将之初，便命其操练吴宫美人以测其才能。孙武受命后，随即开始申明军纪和号令，进行操练。但是，当孙武下达第一次号令时，美人们并未遵从，而是哈哈大笑。对此，孙武以“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自认过错，并重新申明军纪和号令。但是，结果仍是“妇人大笑”。
对此，孙武在吴王亲自为美人求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处死担任队长的吴王宠姬，从而使得“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也维护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威。
在军纪面前，孙武不仅以身作则，严格遵守，而且即便是权贵违反，国君求情，也绝不妥协，言出必信，有过必罚，其治军之严可见一斑。对此，司马迁在《律书》中赞叹道：“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
七、吴起如果说春秋第一练兵奇才是孙武，那么战国第一练兵奇才非吴起莫属。吴起帮魏文侯训练了一支战国初期最强精兵魏武卒，魏武卒的强悍战力在当时打遍列国无敌手，特别是打得当世强国秦国找不着北，不仅丢了整个河西之地，还被魏国压制在了洛水以西不能动弹。
吴起练兵有两大特点，一是严，二是廉。
其中严有二：严格选拔兵士，“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严明的军纪，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指挥，只要触犯军纪，哪怕立了功，也必须斩首。史载，秦魏对峙，一个魏武卒不等令下，就冲上去砍了两个人头，回来之后以为会得到奖赏，但吴起却以不按军令行事下令斩首。
吴起自身廉洁公平，不仅以最下等士卒吃穿住行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在行军过程中亲自背负粮食，与士卒同甘共苦。对于患病的士卒，吴起更是极尽关爱，他曾亲自为患有疮病的父子二人吸除毒脓。
这样的一位统帅怎能不使士卒以死相报。
八、田穰苴田穰苴，齐景公时齐国军事统帅，“武庙十哲”之一。曾率齐军击退晋、燕入侵之军，因功被封为大司马，子孙后世称司马氏，所以又称司马穰苴。著有《司马兵法》一书，司马迁称之“闳廓深远，虽三代征未能竟其义”。
田穰苴为将期间，以军法中“期而后至者当斩”为由，斩了因亲朋送别而晚至的监军庄贾，即使使者持符节赦免也无济于事，而后，又因齐王使者乘车奔驰于军中，依军法“军中驰当斩”，斩使者之车夫、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代其罪，使得“三军之士皆振栗”。
这是一个新统帅快速树立军中威严的最好办法，后世很多将领效仿，比如唐朝的李光弼斩中丞崔众等。
当然杀鸡儆猴只能起到一时的震慑作用，治军强兵还在平时，后来田穰苴在行军期间，亲自过问士卒的住宿、饮食、疾病等生活琐事，并将国君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全部用来犒赏士卒，甚至以军中最低的口粮标准来做为自己饮食，从而深得士卒的信任，以至后来再出兵作战时，连生病的士卒都竭力要求参加。
赵奢虽然不是战国四大名将，但他的军事能力怕是要超过廉颇，特别是阕与之战，同样是面对秦国这个强大的对手，同样是“道远险狭”的不利条件，廉颇的表现如同懦夫，“道远险狭，难救。”而赵奢则奋勇向前，“将勇者胜”。其阙与之战中运用的“告之不被，示之不能”、“能为敌司命”、“反客为主”、“居高临下”等战略战术都非擅长防守的廉颇所及。
赵奢深受孙武、孙膑的军事思想影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治军方略。
据《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括之母为反对赵括为将曾上书赵孝成王，说其子治军的本事差他父亲老远了，赵奢为将时，“身所奉饭耳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而赵括“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一个为将时，视兵如长，如友，财物都分给兵士，一个不但不亲近兵士，还把财物藏起来，置办田产，孰优孰劣一看便知。
当然赵奢也不是一味的宽仁，对待违法乱纪的兵士则毫不留情，阏与之战中，赵奢就以违反“以军事谏者死”的军令接连处死了数十个建议撤退的军吏，避免了军心的动摇。
除了上述九位，历史上还有几位名将也以善于治军著称。他们的治军方式大同小异，都是与士卒同甘共苦，视卒如爱子，赢得了士卒的真心拥戴和追随。
比如，李牧驻守边疆期间，不仅将从市场上收取的税金全部作为士卒的生活费，而且每天杀牛数头来犒劳士卒。王翦与楚军作战期间，每天让士卒休息、洗浴，与士卒同食，并任由士卒取用秦王赏赐给自己的财物。汉朝名将李广，以简易不繁为治军原则，主张人人自便，不甚苛求。在日常生活中，李广不仅廉洁不贪，每有赏赐必全部用以犒劳士卒，与士卒共享饮食，而且当遇到缺水乏粮的情况时，他更是坚决等到全军喝足吃饱后，自己才去饮用。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治军方式千万条，爱兵如子是其中最关键、最不可缺少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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