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不保夕者的演化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数百万人在不稳定、不安全的（有偿）劳动和（无偿）工作中挣扎，他们缺乏职业认同，丧失公民权利，靠着微薄且忽多忽少的货币工资过活。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无论上班与否，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剥削。
朝不保夕群体在全球各个角落壮大。据粗略估计，2011年，在很多国家，大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别集中在年轻人当中。
如何定义一个群体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即通过一系列共同特征来划定一个群体。本书和它的姐妹篇《朝不保夕者宣言》（A Precariat Charter）都提出，朝不保夕者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class-in-the-making），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class-for-itself）。那些处于朝不保夕境况的人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对于应该做点什么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
为回应有人批评朝不保夕者没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朝不保夕者宣言》给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阶级定义，包含三个维度：独特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劳动和工作模式）、独特的分配关系（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收入来源和遭到“剥削”的手段），以及与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relations to the state，权利模式）。
批评家们通常只关注到第一个维度的一个方面，便提到了“不稳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说它古已有之。他们的意思应该是指“不安全的劳动”（insecure labour），这从某人的雇佣合同就能看出。但仅凭这一点，并无法定义朝不保夕者。
毫无疑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间接劳动激增，这反映在几个相关趋势中。“礼宾经济”（concierge economy）异军突起，和这个镀金时代很是相称。在线个人服务应用程序就是自动化的劳务中介，从人们的收入中抽取相当数额的佣金。“任务处理”的另一种形式“云劳动”（cloud labour）也在大幅增加，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率先推出这项服务，起先是发包一些微任务，比如为视频做标注，现已扩展到项目制的远程工作了。另外，“随时待命”的用工方式也多了起来，比如，很多劳动者和雇主签订的是“随叫随到”（on-call）或“零工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就耗尽了那些等待就业者的时间和希望。
在线劳动力的增长和全球化以及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的另一独特特征相伴而生，这个特征就是不需要跨境流动的劳动力输出。这一趋势将在疫情大萧条时期加速发展。毕竟，如果人们的劳动力需求可以得到“远程满足”，那么“劳动者”或“任务执行者”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几乎不重要了，只要他们能够高效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必然和发达国家构成竞争，给发达国家国内“在线”朝不保夕者的工资水平带来下行压力。实际上，一个发达国家真实的国内劳动力供给，往往要比统计出来的规模大得多。
《美国工厂》剧照。
不过，相比劳动身份更能辨识朝不保夕者的恰恰是他们缺乏一套职业认同或关于自身的叙事。对很多朝不保夕者来讲，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定期在150个国家进行“全球职场状况”调查。2019年，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15%的在职员工感到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40%。英国的另一项调查发现，37%有固定工作的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大多数朝不保夕者都缺乏职业安全。评论家们很少讨论雇佣安全和岗位安全的区别，经常将它们当成同义词混用。岗位安全其实是从一种信念中而来，即某人能够通过工作来发展自己。也许你拥有雇佣安全，但若手头的工作让你感到前路迷茫，那么这种雇佣安全也于事无补。
朝不保夕者的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规教育，但要从事的工作却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经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它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异化感。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那些需要中高学历的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将来要被迫接受比较低阶的工作，任凭自己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而，大量必须要做的工作都是无偿的。比如为了找工作，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四处寻觅、撰写简历、通勤奔波、拓展人脉），还要为国家工作（填写表格、排长队），从事“为社会再生产而做的工作”（比如照料工作），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在统计数据和政治辞令中都被忽视。以前的无产阶级通过在工作场所劳动获得报酬，而如今的朝不保夕者必须在工作场所和有偿劳动时间之外做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朝不保夕者的分配关系，或者说收入来源，高度依赖于货币工资。从19世纪初开始，无产阶级获得的报酬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是非工资福利。起初，雇主和国家设计了这些福利制度，目的是实现雇佣关系的稳定，消解工人的反抗——他们一直在抵抗自身的“无产阶级化”，希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后来，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会的介入将福利制度变成了一个“雇佣安全”议题。不过，本书认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试图让劳动力“去商品化”，这意味着薪酬体系中工人的货币工资缩水了，更多收入来自非工资形式。
朝不保夕者几乎没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比如带薪假期，带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缴纳的、可以在将来领取的养老金。这个群体必须依赖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社会要求他们做的无偿工作比有偿劳动多得多，这就是在“剥削”他们。这个词是精确的。至少在工业时代，工厂应该根据劳动时间支付工资，这是规矩，工人打卡上下班，一旦离开工作场所，就不存在无偿劳动这回事。
这一变化与本书讨论的“社会收入”（social income）的概念有关。由于公地遭到掠夺，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支离破碎，朝不保夕者更加缺乏安全感，他们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历史上，公地是“贫穷者的外衣”，为贫穷者提供维持生计的条件、非正式的社会保护和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紧缩政策加速了对公地的圈占、忽视、私有化和商品化，并损害了这件“外衣”。朝不保夕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地，他们被剥夺了非工资福利，也拿不到本属于基本权利的国家福利。因此，恢复公地至关重要。
这就引出了朝不保夕者最鲜明的特征。“不稳定性”（precarity）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通过祈祷获得”。这就揭示了朝不保夕者第三个维度的本质：与国家的关系。朝不保夕者都是乞求者，他们大概也有这种感觉。由于缺乏基本权利，他们只能依靠亲戚、朋友、官僚、房东、雇主和其他人随意施舍一点小恩小惠来维持生计。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中平等和公正的原则遭到损害，公民公地残破不堪，沉重打击了朝不保夕者。有一个和英国的通用福利金制度有关的恶名昭彰的例子。所有主流政客都声称尊重《大宪章》所遵奉的普通法原则，即没有经过适当的审判，任何人都不该被判有罪，被指控人有权知晓对自己的指控，并在独立法官面前拥有自己的法律代理人。然而，自从英国分阶段引入通用福利金制度，已有超过500万人被“惩罚”，只因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的简单命令，朝不保夕者就失去了享受福利的权利。
遭到惩罚继而失去福利的人，比在治安法庭被判有罪的人还要多，而且平均而言，经济处罚的罚款要比这些法庭开出的平均罚款还要高。当然，向法庭上诉的成功率很高，但过程艰巨、旷日持久、代价高昂，很多人在此期间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不确定性的压力悬在头上，“绝望而死”的现象非常普遍。支持这种制度的政客和评论家都是可鄙的。但是，不尊重正当程序在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中已成为一种趋势。
《寄生虫》剧照。
金融化和债务
朝不保夕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债务累累，与极端金融化相关的机制系统性地利用了这一点，这并非偶然。在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地，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价值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500%以上，在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000%。3新冠疫情之前，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有数百万人在不可持续的债务边缘挣扎。
用“食利者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这个词来描述当前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真是恰如其分。它将朝不保夕者变成产生租金收入的债务人，通过鼓励学生贷款、信用卡消费、发行商店专用赊购卡和短期放款来收取租金和利息。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私人债务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50%以上。高水平的私人债务并不是现代市场社会的偶然特征之一，而是金融化的结构性特征之一。
此外，很高比例的私人债务没有担保，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场大的危机来临，这些债务将没有任何可变现的资产来支撑。比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英国的无担保债务就超过了2250亿英镑。
最令人不齿的还要数“发薪日贷款”，它的利率像天文数字一样高。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耐用消费品如今也可以租赁了，包括桌子、椅子和厨房用具，以前，人们无法负担这些物品的时候，就干脆不买或者不用，直到负担得起时再买。这种债务驱动的生活方式已经让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即便是轻微的经济震荡也承受不起了。它在全社会、人类和环境恰恰需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之时，造成了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融业正在抽干维持经济运行的血液，损害朝不保夕者的利益。2008年之后，因为低收入、没有储蓄，很多家庭靠借贷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水平。这就让金融业嗅到了新的商机，迫使朝不保夕者债台高筑。经济增长是以债务增长为基础的。而且，债务收入比上升幅度最大的群体是中低收入群体，而不是根本无处借贷的最低收入群体。
在美国，那些目前处于朝不保夕状态的人，其收入通常低于全民收入的中位数，这就是明显例证。1970—2016年，这一收入群体的货币收入增长了20%，而他们的债务则增长了250%。这意味着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几乎得拿出全部家当举债，为自己、经济和社会制造了更普遍的脆弱性。美国人的做法，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也都很常见。
更糟糕的是，在“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富豪阶级、精英阶级和白领领薪阶级。因此，为提高朝不保夕者的收入，或者仅仅是减缓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速度，经济增速就必须更快。各国中央银行也不能贸然提高利率，因为数百万人可能会因此而无法还债。
低利率助长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冒进行为，它们知道，中央银行和政府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出手相救。食利者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中幸免于难并因此兴旺发达，而朝不保夕者却首当其冲。
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持续下降的实际工资水平，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允许向朝不保夕者放贷，帮助他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是史上最大的浮士德式交易，注定难以为继。
《三和人才市场》剧照。
疫情大萧条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这导致朝不保夕群体的生活水平呈螺旋式下降，尤其在大部分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这一群体的比例高得惊人。面对日益严重的封锁，包括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推出了代价高昂的工资补贴方案，为白领领薪阶级“保留工作机会”，对朝不保夕群体几乎不闻不问，让富豪阶级继续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的“强制休假”或是“保留工作机会”这类补贴方案，就是试图防止因封锁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方案是明显的倒退，陷朝不保夕群体于不利，并在诸多方面加剧了不平等。这就是赢家通吃、输者湮灭的游戏。与其补贴高收入群体，还不如向低收入群体投入更多资金，后者会给经济复苏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
英国的方案尤其有悖常理。政府每月向中高收入群体发放最高可达2500英镑的补贴，但有一个条件：从事有偿工作的人不能领取。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只向低收入群体（疫情之前月收入为800英镑的人）发放640英镑。很明显，假如你现在债台高筑，再损失20%的收入，可比损失20%用来存款的钱要更加危急。就像预测的那样，在这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欺诈率很高，近2/3的受益人继续从事着有偿劳动，只不过是以居家办公的形式。7而那些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往往收入更高。
“保留工作机会”或“强制休假”的方案其实基于一种假设，即人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回归到疫情之前的样子。但我们有理由确信，很多工作不会再有了。很多低收入岗位将被自动化、外包或直接砍掉。而且，就算在正常的年份里，企业的人员流动率也很高。因此，支持所有企业就等同于支持“僵尸企业”中的许多“僵尸岗位”，这些岗位虽然早就岌岌可危，但却能靠补贴维持下去。据估计，在欧洲，参加就业保障计划的员工里，有1/5的人来自酒店服务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在疫情过后将继续苟延残喘。8在英国，还有250万个这样的工作岗位。
疫情大萧条本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除非对朝不保夕者的需求和愿望给予更多重视，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未来的危机。但是，各国政府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愤怒（anger）正在潜滋暗长。朝不保夕者所经历的愤怒、焦虑（anxiety）、异化（alienation）和失范（anomie），与另外两项运动也有联系：一项是反对阶级种族主义的正当抗议，口号是著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项是“反抗灭绝”组织领导的预防生态衰退的行动。可见，“食利者资本主义”造成的极端结构性不平等制造了多重裂痕。
新冠疫情是21世纪的第六次病毒大流行。在全球化时代，还发生了大约500次金融危机。这些系统性冲击凸显了21世纪不安全感的特征——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
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在他关于福利问题的划时代报告中写道：“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就在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说服政策制定者，在工业经济中，政府可以动用经济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那时候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意料之外的风险，比如生病、失业、遇到事故或是怀孕，这些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针对以上风险，政府可以根据缴费率和给付率，设计出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但在全球“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安全感的主要形式变成了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未知的未知”，即某人无法计算出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更谈不上应对和从中恢复过来了。人们都不知道何时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也无法为未知的事情做好准备。
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感到焦虑和弱势，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特别是对朝不保夕者而言，这些情绪更为强烈。因此，问题就变成了：面对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增强韧性？答案在于提供事前社会保障，而不是贝弗里奇蓝图中的事后方案。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全职的、在固定工作场所上班的工业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类工作岗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将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贡献挂钩的做法是武断的。现在的情形表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本收入制度，本书末章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寄生虫》剧照。
富豪阶级
1804年，有人写了一篇让几代政治经济学家都困惑不已的文章。执笔人是第七代劳德代尔伯爵（Earlof Lauderdale），这篇概述后来成了有名的“劳德代尔悖论”。文章的论点是，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公共财富会减少。富人愈富，他们从公地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通过垄断和人为制造的稀缺性推高价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现在更是如此。
1776年，亚当·斯密曾提出过一个粗略定义富人的办法，即根据他们每年的平均工资能雇用多少工人来算。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富豪阶级就是由历史上最富有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在第一个镀金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最富有的人要数约翰·洛克菲勒，以他的年收入，可以雇用11.6万名美国工人，而今天的富豪们雇用几百万名工人也不在话下。
富豪们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获利，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也还是能获利。据《福布斯》新闻的说法，在疫情暴发的头六个月，当那些朝不保夕者正忙于偿还债务或向食物银行求助时，53位英国亿万富翁的财富猛增263亿英镑，达到约2110亿英镑。在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没有一位亿万富翁的财富缩水。美国的亿万富翁更甚，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近1/3。在疫情暴发的前三个月里，又有30人跻身亿万富翁俱乐部，而此刻失业率却在飙升。
被压迫者总觉得自己站在了压迫者的对面，但如今的富豪阶级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富豪阶级中的很多人都是右翼政客或政党的金主。其中一些人在把他的居住地或商业总部搬到海外的避税天堂之前就花钱资助了英国脱欧运动，比如自称是英国首富的吉姆·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Jim Ratcliffe）在被授予爵士头衔后就移民了。
亿万富翁的移民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富豪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为吸引亿万富翁，这些国家让他们尝到了财税优惠的甜头。以往，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会关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收入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现在，尽管富有移民的人数可能相对较少，但他们正在提高收入分配顶层群体的进账。外国富豪的涌入是由政治右翼推动的，而且反过来强化了政治右翼本身。一个解释是，外国富豪为感谢这些政治赞助人迅速授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他们大幅减税而向他们慷慨捐赠。
在英国和美国，每4位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中就有1位是移民。在英国，有钱人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人在收入前1%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25%。在收入前1%的移民群体当中，1/4的人在银行业、金融支持服务行业和对冲基金工作。
在就任英国首相前不久的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在德里为印度精英做了一场演讲就获得了12万英镑的报酬。他在演讲中表示，希望看到更多富有的印度人移民到英国去。2020年初，鲍里斯任命了一位财政大臣，这位大臣是个超级富有的、从东非移民而来的印度裔富家子弟，他的岳父大人又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位财政大臣从美国金融巨头高盛起家，后来以对冲基金经理的身份发迹，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运营业务。有很多人在高盛集团和顶级政治职位之间改头换面，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跨国的精英联盟，他们是金融和富豪利益的代言人，自然不会考虑朝不保夕者的利益。
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富豪阶级和朝不保夕者之间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这分明是权力和影响力的鸿沟。除了拥有大量媒体，富人们也越来越能干预本就有名无实的民主进程，而且将手伸得很长，不止步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是移居国施加影响。而另一方面，朝不保夕者则感到无能为力。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很低，更缺乏政治热情和投票意愿，民主也因此越来越式微，日益商品化。长此以往，一些东西早晚会被彻底丢弃。
《三和人才市场》剧照。
危险阶级
为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风暴，《朝不保夕者宣言》将朝不保夕者分成返祖派、怀旧派和进步派三个类型。返祖派主要是那些从传统工人阶级家庭或社群滑落至朝不保夕群体的人，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普遍感觉自己失去了“昨天”。他们想要回到昨天，因为昨天比今天好。他们听信民粹主义者的谗言，因为民粹主义者承诺会恢复旧制。喜欢简化问题、不道德且机会主义的政客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怀旧派是那些认为自己失去了“现在”，丧失了家园感的人。他们主要由移民和少数族裔组成，自认被剥夺了文化权利和尊重，自认是失权者，而不是公民。他们是返祖派和民粹主义者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返祖派的好日子。但这种看法站不住脚。无良政客们可以动员返祖派来反对这些怀旧派。
进步派的成员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朝不保夕者。他们的家人和老师曾经承诺他们，如果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就会拥有一个未来和一份事业。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毕业后并没有很明确的未来，且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但他们并不想要回到属于20世纪进步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承诺的“昨天”。因此，很多人在投票中弃权，保送民粹主义者赢得选举。2019年12月，反欧盟的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但只拿到29%的选票，仅仅因为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没有投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同年晚些时候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如此。
这当然是个坏消息，但也有好消息。返祖派几乎已经到达了巅峰，其中的很多人年纪大了，正在离开政治舞台。怀旧派开始对进步派产生认同和共鸣。进步派正在壮大，在“反抗灭绝”、“黑人的命也是命”、法国“黄背心”运动和全球基本收入运动等相辅相成的社会运动中，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不过，尽管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朝不保夕者可以成为一种新“天堂的政治”的开路先锋，但是信奉进步价值的政治家如果为了吸收那些返祖派和传统无产阶级而向这幅愿景妥协，他们可能会犯下历史性错误。政治右翼总是会从侧翼包抄他们。信奉进步价值的政治家应该意识到，追求进步的朝不保夕者不只是一群沉湎于不安全感中的受害者，他们还可以奋起捍卫一个新的政治未来。
《寄生虫》剧照。
弥散的焦虑
持续的焦虑是朝不保夕者的心理特征之一，人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个存在性威胁后知后觉。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政者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不认为需要优先解决压力和焦虑的问题。
几代人以来，医生、医学院、医院和大型制药公司都试图通过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焦虑。然而，这种求医问药的方法治标不治本。长期坐立不安的人会经历剧烈的功能失调的压力，易罹患冠心病、中风、2型糖尿病，以及酗酒和滥用药物。这些也是增加将来死于新冠疫情或其他大流行病概率的“先决条件”。不要以为上述问题离我们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自2011年以来，焦虑的发生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乎分配的问题，是结构性不平等的表征，并加剧了不平等。2020年，英国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998—2018年广泛性焦虑症（焦虑的状况已经导致衰弱过度的症状）的增长情况。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前十年的稳步增长后，焦虑症在2008年之后开始“爆炸式”增长。
在年轻女性中，焦虑症的发生率增加了两倍多。不过，在所有年龄段中，无论男女，焦虑症的发生率都有所上升。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和国家实施的紧缩政策。另一项历时九年的研究发现，福利改革和精神疾病的增加密切相关。
这两项研究都承认，焦虑问题日益严重，同社会中弥漫的绝望感和无力感有关，或者也可以说和失范有关。在新冠疫情期间，焦虑和失范现象会越来越多。
具有颠覆性的艺术
反抗是必要的。不再哀叹失去昨天，而是要重新创造未来。艺术是进步政治的重要盟友，有助于打造一种“天堂的政治”。巧合的是，我在撰写这篇序言时，接受了一次采访，访谈内容有关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为纪念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开创性诗歌《荒原》诞生100周年而创作的。《荒原》创作于1921年，出版于1922年，其时代背景是西班牙流感暴发之后的年代，1918—1920年，这场流行病夺去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再往前一点还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可谓生灵涂炭。
艾略特的五节长诗是空虚感以及生活只有一线希望的有力表达。艾略特的朋友埃兹拉·庞德编辑了这首诗，他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旗手。艾略特本人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退避到宗教领域，并宣称自己是“政治上的保皇派”。统而观之，尽管现代主义和其他艺术运动在那个时代蓬勃发展，包括贝托尔德·布莱希特等批评剧作家的作品甚多，但在武装社会对抗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恐怖统治并指向一种“天堂的政治”方面，艺术没能起到一种颠覆性的作用。
今天的情况是否还是如此？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朝不保夕群体周围酝酿着一股蓬勃的艺术能量。匿名的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就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讽刺壁画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的墙壁，是这个时代的乐趣。在他的一幅壁画中，有一个满脸愁容的贴小广告的人，刚好在“追随你的梦想”这几个字上面贴上了“取消”一词。
涂鸦是街头智慧的颠覆性表达，也是对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的颠覆性反应。更为正式的艺术作品也在尝试揭穿不协调控制和“食利者资本主义”的假面，将这些情绪转化为创造性思维。它展示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如何巩固了削弱个体的个人主义，让大多数人在朝不保夕的地带孤苦飘零，连仰望星空的能力都没有了。纽约新博物馆曾举办了一场名为“捣乱之歌”的展览，据说年轻的艺术家代表着朝不保夕者，展览的主题“公地之下”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虚假个人主义的反抗。
如今还出现了一种能够反映朝不保夕者进退失据和活跃张力的电影类型。比如《朝不保夕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2014年上映），描绘了日本朝不保夕群体的壮大，还有《优越》（Advantageous，2015年上映）刻画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主人公挣扎着沦为朝不保夕者。一位研究者分析了300部电影和电子游戏后得出结论：“毕竟朝不保夕者从来就在我们身边。”2020年，好莱坞把包括“最佳影片奖”的四项奥斯卡奖授予了韩国电影《寄生虫》，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批评家们认为，这是一场精英阶级和朝不保夕者之间的对决，是全球阶级结构僵化的缩影。
《优越》剧照。
衰落至极的经济体系会提供一些纯属“死胡同”的选项，艺术可以揭露这些出路的无用性。摆在朝不保夕者面前的最新出路之一是“工作保障”18，有人认为这是为现代大众投食的“潜在鸦片”。是恢复劳工主义（labourism）模式的一种尝试，但却无济于事，将导向工作福利制度（workfare）、更多的胁迫，以及极度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延续。对于乞求者而言，这又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我写作本书期间，不少国家政府似乎试图通过这条途径摆脱疫情大萧条，回到以前的正常状态。这样下去，只会加剧朝不保夕者所经历的四个“A”：焦虑、异化、失范和愤怒。
今天的挑战是不再助长“食利者资本主义”。“食利者资本主义”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将朝不保夕者变成受害者，并阻止他们开创一个更加生态友好、人人平等和建立在公地之上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代。但我们不能丧失勇气，接受不触动这些结构的改革。
这场疫情本应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社会和我们所有人的韧性，将始终取决于社会中最弱势和最缺乏安全感的群体。这些人包括：处于朝不保夕状态的人、与社会完全隔绝的人、在街头过早死去的人、不幸被竞争激烈的社会抛弃的人。只有人人的基本安全都得到保障，社会才能拥有韧性。本书末章提出的观点在当下显得尤为紧要。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英]盖伊·斯坦丁；摘编：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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