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国企的优越性。
外企也有一个对比，过去外资流入中国市场，是因为人工成本低，特斯拉人均工资一万以上，对中国人来说，算是善待员工了，当然有能力严格执行《劳动法》；毕竟科技含量高，利润率高。所以，不光中国的老百姓不理解中国企业，马斯克也不理解中国，因为，特斯拉的中国工资已经比在全球其它地区低了。不是一个数量级，又如何用同一个标准？
如果《劳动法》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生存，企业就会有逃避《劳动法》的冲动，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都在使用劳务派遣；《劳动法》反而成了摆设，这样的《劳动法》真的对员工有利吗？
既然劳务解除企业的赔偿太高，企业就一年一签，或者根本不与员工签长期劳动合同；既然年轻的女工有孕期的问题，能不招就不招；所以，当《劳动法》超出了大多数企业的承受力时，对劳动者的保护反而不达目的，矛盾一大堆，政策也无法对一亿五千万这么庞大的群体都一查到底。
人们脑子里有一种固定思维，一说法，那就是不可改变的，其实，法也是人定的，不是天条。法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否则现在岂不还在实行商鞅的酷法？不合适就应该调整，或者补充必要的细则。
如果按四十年前的法，一个企业也活不了，因为，那时根本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华为、福耀？雇八个以上工就是资本家，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
邓公去农村考察，村干部很严肃地汇报：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那就是资本主义了，不可以，这样的法很“正确”、很“革命”、很“正义”吗？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吗？所以，的确存在一个法与实际相符合的问题，《劳动法》的根本目的，是化解劳资矛盾，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要让企业能够正常运营。网络不需要非此即彼的喷子。
《劳动法》中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
主要是存在着非中性的条款。比如，如果一个员工无故被公司辞退，按规定，公司要赔付二个月的工薪，并按其在公司工作的年限计算，一年工龄加补一个月的赔付，这当然是对劳动者的一种保护，个人认为也应该做出保护，公司不能随意解雇员工。但是，如果员工炒掉了公司，公司一时半会找不上合适的人顶手，是不是也应该有赔付？这就是非中性原则。
非中性原则在《劳动法》中很多，让企业深深感到亚力山大，甚至可以做局。比如，一位员工准备跳槽，完全可以通过消极表现压迫公司辞退，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笔赔付，如果是高管，那公司惨着去了。一个很厉害的员工，每年如法炮制，在各地公司中转圈圈，大约也是一种提高收入的手段。
那么，问题又来了，在一个中性原则下，毕竟员工是弱势的一方，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又做到避免各种漏洞引起的劳动纠纷？
其实也很简单。
既然企业已经交了五金一险，已经给财政交了很重的企业税率，那么，一些正常的赔付应当交给社会，由财政去担当。
事实上，中国财政对民生支出的占比，已经比发达国家低了一半，这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老百姓收入偏低也不完全是企业的责任，中国已经是税率最高的国家，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财政是不是也有责任担当？是不是也应该提高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免费的社会保障，比如：医疗、教育、养老。
在目前企业困难的局面下，由财政去承担劳务赔付，并建立起中性原则的《劳动法》，这也不失为是对企业的一种减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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