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聚力打造社区治理服务共同体
社区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战场”，公共服务资源和各方力量快速下沉到社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传统社区更多依赖情感和快速响应机制实现社区之治。财政紧缩、市场萧条下，我们看到，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后疫情时期的社区治理，需要打造服务共同体的新格局，依靠契约、法治、公共政策，维持基础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展，最大程度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6.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决策与公众参与并重
科学力量受到重视，但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从一味推崇追捧，变为带有批判理性的质疑。疫情之下，公众建立起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知识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提供了大众科学理性启蒙的机会。科学的力量将始终被重视，后疫情时期，社会治理过程更加需要科学决策，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决策。为此，需要更加注重决策程序和机制，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7. 网络空间成为公共政策治理新阵地
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新冠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城市封锁之下，社交媒体的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交媒体变得愈加重要，人们捐赠、志愿服务和爱心传递的正能量故事被广泛传播，帮助居家隔离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互助捐赠、沟通感情。但与此同时，也为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提供了传播平台。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会造成恶劣后果，涉及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利益的不良信息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更大。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给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评估新媒体特点，发挥公共政策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待解决的关键议题，优化重组国家、市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和政府部门承担共治责任，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
8.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政府智慧治理前提
新兴技术、新兴业态在疫情期快速发展，网络技术、大数据追踪、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大数据使用、信息安全的政府治理也备受关注，立法呼声强烈。自由与安全同样重要，后疫情时期，在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中，需要处理好自由与安全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以社会经济现代化、智慧化发展为前提，是对公民隐私和安全最大限度的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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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柳
编辑：王滆洱
文章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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