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所定税收标准太高，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开支太大吃不了饭就不得不逃到别处去，以免朝廷、官府百般压榨。
从大唐立国开始，落户的问题便困扰了帝王，贞观年间，一些大臣便向帝王告发：
江淮地区土地贫瘠，流民辈出。
武则天时期更为严重，根据人口统“逃户占据人口数量的大半”的规定，国家税收削减国库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利。
唐朝逃户现象比较严重，这和隋朝最初确立的土地制度——均田制有着莫大的关系。隋朝时，皇帝除经营万千百姓外，还必须笼络各高贵势力。
为避免前代因土地兼并而引发社会动荡，隋代确立均田制，即国家首先对土地进行兼并，而后根据家庭实际人口数进行配田。
想获得国家划拨的土地必须经过国家户籍制度才能让国家统计人口变得容易，而农民拥有地种也就不考虑到处搬迁，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地方才容易被政府治理。
农户有地种才有收入来源，有资金就要向国家纳税，才能确保国库经济的发展。均田制虽使农民有地可种，但不能保其丰收，国家只顾充盈国库，加重赋税，苛捐杂税。
而古代劳动力低、旱灾涝灾发生和战争干扰等因素都会使土地基本上颗粒无收但国家并没有免除赋税使老百姓农民逃荒成逃户。
老百姓要想逃税避税就必须到官府管制松弛的地方去做逃户或入庙受雇于地主，或应征入伍从军，隋唐府兵是“非户籍人口等”，即户口已不属于地方官府，而是属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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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摆脱了户籍的束缚，为求生存只有另择生路，有的甚至奔赴偏远地区与别人结伴自卫，落草为寇。国家为控制草寇，土匪就派地方部队去镇压，如果遇到实力强大的土匪就会造成一方民不聊生，国家动荡不定。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将组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农民力量来组织附近百姓抗议国家政策，这将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将给国家安危带来影响外，也可能导致国库空虚和资源浪费等问题。
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少了，税收也少了，土地资源贫瘠的大片农田成了荒田以致农业经济萧条。
大户除落草为寇之外，更多的仍依附于地主，受雇于地主，大户地主则与官吏狼狈为奸，甚至享受免税政策，即便地主富豪拥有大量土地和收入，他们也几乎不纳税，这对于国库也同样具有重大影响。
第三种影响就是导致社会治安出现问题，历代王朝对难民一直保持尽快安置工作的心态，实际上逃户与难民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大批逃户将引发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盗贼倡行，农民起义和国家内乱等。
逃户是一个国家要面对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对于国家安危有着重大影响，武则天时逃户人数多达半数，针对这一问题武则天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和调整经济政策。
武则天时许多大臣对逃户有上疏，陈子昂提出关陇地区逃户较多，是自然灾害所致。关陇地区地广人稀，一遇旱灾大批人口将无法温饱，武则天对关陇地区立即进行了经济政策调整。
首先要解决面前老百姓食不果腹这一难题，武则天派狄仁杰等到灾区去了解灾情救灾，受灾减轻之后就给予地方优惠政策、减税乃至免税。
其它很多地少人多的地区，武则天便颁布了“七州移民”政策，让大量百姓移居洛阳。为确保移民的顺利进行，武则天又派大臣押运，并提供了运输的工具。
这些移民在安排到洛阳以后要编制入籍、有效地统计人口以减少逃户，武则天竟然提出“逃户自首”，凡在百日内自动上报官府，无论到地方入籍或到洛阳，都可免赋税一年。
这些政策有利于老百姓，只要保障老百姓的生活，还可以减免赋税，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愿意进入户籍。均田制虽能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但用得好对老百姓很有好处，这比土地兼并，老百姓无田好得多。
武则天一面推行均田制，一面兴修水利办屯田，极大地促进农民增产。粮食产量提高，农民得过且过，向国家交税自然是主动的，逃税的问题不存在。
武则天时不只注重农业的开发，对于手工业，商业和城市贸易等方面也加大了开发力度，各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收入增加，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逃户自然也就少。
国家经济与老百姓民生问题互为补充，老百姓过得好国库自然就足，国家经济的繁荣对于老百姓福利待遇也就变得更好，老百姓的稳定当然也就更强。
逃户也好，农民起义也好，当时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因此要想解决逃户就必须使老百姓衣食无忧。然而武则天晚年沉溺于享乐之中，开始放松国家朝政，为一时之乐而大肆兴修项目。
建造工程越多老百姓赋税越重，也要有去充工之虞，增加老百姓经济承受能力武则天晚期建造工程所需金属材料较多，群臣为节省经费，竟搜集起农民农用器具。
种田无器具，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使百姓生活困难重重，套户现象又越来越严重。
唐玄宗并不盲目地套用武则天的方针，而只是依据国情来调整方针，改武则天方针中的缺点，有时逃户问题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合理方针所造成，只要完善方针便可根本解决问题。
如果仅仅依靠法律来打压逃户的问题，长时间的管控可能事与愿违，导致老百姓起义。唐玄宗采纳宇文融“括户”之策，起初括户仅以搜罗逃户为目标，后演变为括天下户，其中有不少在籍僧人参与。
武则天时崇信佛教，佛教的发展也日益扩大，为表达对佛教的崇敬之情，政府命令僧人减免赋税，绝不交税，于是有许多人为逃避赋税而入寺为僧。
刮户便处置伪僧人，唐玄宗根据大臣们的意见“精加挫择”天下僧人，迫使伪僧人归俗，唐玄宗还制定了“不度僧人”政策以抑制许多人借僧人之名免税。
落户政策使国家的人口数更实在，赋税人数的增加在经济上也随之增加。
唐玄宗所采取的第二项经济政策是调整赋税，对不同的人所采取的相应赋税政策也有所不同，对某些自己花钱买田的逃户也是如此，需给予复五年税，对无田逃户直接减免六年税。
政策到期时，无地的老百姓可移居家乡，由国家无偿给以私有土地从事生产。
唐玄宗推行的其他经济政策还包括延缓农民收税时间和统一调整到秋收以后；把逃户问题与官吏的政绩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官吏私加赋税的现象；请地方官员注意农桑问题，连科考时也增加种农项目。
从整体上看，李隆基十分重视小农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可以放心地进行生产，避免了大批灾荒的发生。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确使逃户问题有所好转，对平息民警、民权、农农等方面起了一定的效果。
落户问题的减少，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家的经济，也正由于唐玄宗体恤民情，尊重国情，使他即位仅数年便出现“开元盛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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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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