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巨大的退休金缺口，法国政府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现有退休制度，转而采用美国、英国式的资本型退休制度。二是改革现有退休制度，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限、推迟退休年龄，同时增加退休分摊金缴纳比例。但第一种方式在法国甚至在欧洲大陆国家都很难行得通，因为互助型退休制度已成为基本运作原则。而马克龙总统从一开始就表示，为避免走上扩大贫富差异的资本型退休制度、维护法国社会福利原则才不得不进行第二种选择——“延退改革”。
法国《周日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延退改革”的分歧明显。“强烈反对”（42%）和“基本反对”（26%）者相加达到68%，但值得一提的是，“支持改革”的人数为32%，比上次调查高出4%。《环球时报》驻法国记者认识的一位餐厅经理表示，年龄大的人显然很难继续胜任高强度的餐厅服务工作。因此，政府不应该一刀切地进行改革。巴黎的一位大学教师则认为：“延长工作年限是必要的，这也是目前发达国家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做法。”尽管认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但他也强调，马克龙选择现在通货膨胀高企、社会压力大的时候来推动改革或许不是一个好时机，因此引起人们巨大的反感。他的感受是，法国与西方国家的民众在疫情后有了一些新变化：想增加更多的休闲时间，即使收入减少也在所不惜。因此，他很理解那些人为什么反对“延退改革”。
近期正在法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巴黎街头看到那些反对“延退改革”的法国民众，又让他想起亲历过的2010年萨科齐任期内及其之后奥朗德任期内有关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街头抗议。他认为，反对声音最严重的还是萨科齐总统时期，但他在做出部分让步后坚持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至62岁。萨科齐付出的代价是未能连任。现在是马克龙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他在“延退改革”问题上不会有太多让步。
“单向现象”让逆向而行十分困难
围绕退休制度改革，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不统一。有的认为“可以暂缓”，有的认为“十分紧迫”。著有《21世纪资本论》的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法国退休金支出负担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改革并非迫在眉睫。他还表示，对富裕阶层来说，他们并不靠退休金生活。经济学家科恩同样认为，如果要人们工作更久才能拿到跟过去一样的退休金待遇，将会削减民众的购买力，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并不需要这样。但经济学家、《回声报》栏目主编西约坚持认为，如果现在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最终还是会导致退休金减少、赤字扩大，而如果用增加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又会进一步损害企业竞争力、大大提高劳动成本，削减工作者的实际收入。西约还强调，大多数欧盟国家已普遍延长了工作年限，选择65岁左右退休，唯有法国“延退改革”阻力极大，这是不正常的。
谈到部分法国民众反对“延退改革”，赵永升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二战后多数国家大力推行的传统型养老金制度的金融模式，即“现收现付制”。该机制流程简便、时间轴短，但过于倚重人口中在职人数与退休人数之比。同时，任何国家的社会福利都存在“单向现象”，即只能给出而不可收回。这也是为何左翼总统密特朗上世纪80年代初上台后，将当时65岁的退休年龄改为60岁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从萨科齐到奥朗德再到马克龙三任总统要逆向而行就变得十分困难。
“一场‘残酷’的养老金改革？”德国电视一台的节目称，法国工会呼吁全国性罢工，他们认为改革“不公平和太残酷”，但对法国政府而言，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带来的财政失衡威胁是必须坚持“延退改革”的最重要原因。德媒援引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社会政策部门负责人莫妮卡·盖塞女士的话说，总体而言，法国的养老金体系支出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欧盟国家中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她认为：“这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每个国家都可以自行决定要在养老金上支出多少。但如果这是一个‘现收现付制’的过程，那么很明显，养老金的‘窟窿’必须由工作的一代人提供资金。”盖塞还提到，在法国，上年纪的员工会担心得不到很好的待遇，如50岁以上的失业者经常会受到歧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法国非常担心退休年龄的增加会导致他们失业的时间更长，收入也随之变差，贫困风险加剧。
此外，盖塞在2013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在很多老龄化国家，渐进式退休改革大势不可逆，67岁退休是经合组织国家的选择。
德国民众同样很关注有关退休年龄的话题。65岁的奥勒尔是德国柏林的一位面包师，尽管到了退休年龄，但他仍打算再工作几年。奥勒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现在退休，按照工龄和之前的工资，他每月的退休金不到1500欧元，这和他父母当年退休时的退休金差不多。但他直言，父母退休时的物价比现在低，因此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比较宽裕，而现在他靠这点钱过日子就比较困难。
德国总理朔尔茨去年曾呼吁员工不要提前退休，原因是熟练工人的短缺越来越明显，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 70 岁退休是必要的。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分析说，高老龄化正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养老金额外的负担分摊到自己的肩膀上，这样的话就不会给孩子们带来负担。报道称，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正建立国家、企业和私人融资的混合退休金系统。
弹性安排，许多国家的选择
谈到越来越多国家“延退改革”的原因，武汉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首先是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延迟是一个趋势。目前一些国家改革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男女退休年龄逐渐统一，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基本提高到65岁以上，发展中国家则基本提高到60岁或60岁以上。其次，各国政府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而负担支出的劳动人口比例不断减少，这从代际负担上来讲对年轻人不公平。另外，如果劳动力退休太早加上供应减少，会造成劳动力供求失衡，增大企业的劳工成本和产品成本，不利于社会的总体发展。
董登新说，以上三点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各国“延退改革”一般都是渐进式的，没有哪个国家会一步到位。美国1983年就提出“2025年将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直到20年后的2003年才正式开始逐渐实施。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推行延迟退休的做法还是比较顺利的，法国算是特例。
据《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了解，德国是欧盟国家中，实际退休年龄比较靠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德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是：2012年至2023年，退休年龄每年延长一个月；2024年至2029年，每年延长两个月，最终将退休年龄调整为 67岁。
董登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弹性退休制，美国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美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7岁，可以拿到全额退休金，但美国允许最早62岁提前退休，不过只能拿到退休金的70%。另外，美国会对主动延迟退休的劳动者进行退休金奖励，如70周岁退休者可以得到提高退休金30%的奖励。美国这种弹性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也鼓励了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热情。这种制度本质上是鼓励终身雇用，所以在美国可以看到80多岁的空少空姐，甚至百岁的面包师。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法定退休年龄上的政策与西方国家正逐渐接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日韩等国的退休制度改革推动得较为顺利。此外，一些国家推行延迟退休阻力比较大与起点年龄也有关，如有的国家是60岁，有的是63岁，有的是65岁开始，因此，年龄越往上走，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原新认为，西方国家意识到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且推行得比较早。一些国家通过弹性的退休制度安排，能缓和推行“延退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他建议相关国家的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同时，还要考虑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如可以弹性地选择在家办公等，不要把制度设计得特别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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