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代皇帝学习制度己非常完善具体，且便于执行，但经筵、日讲开讲与否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皇帝手中，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像最爱玩的正德皇帝，即位初即“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计一月有余，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己”。他在位时的大多数时间连朝政大事都不大理会，更不用说御经筵曰讲，参加学习活动了。
明朝的大臣们也都不愿意当讲官，因为学生是皇帝，放不开手脚来教学，只有一些时代例外。如万历时的张居正，《明史纪事本末》上有这样的记载：“初，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居正忽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上日讲课的时候，万历不小心读错了一个字，被张居正当成儿子一样指责，不敢哼一声。
但说到底，这些讲官只是皇帝的臣子，师道和君道哪个更重要也没有形成定例。像景帝的时候，“开经筵，以宁阳侯陈懋、阁臣陈循、高榖知经筵，阁臣商辂等为讲官，每值讲毕，辄布金钱于地，令诸臣竞拾，独高文义以老不能俯仰，遂无所得，同列代拾以贻之”，把钱扔到地上给老师们哄抢，丝毫不尊重师道，教学的质量也由此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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