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现状崔永元最新情况怎么样?还以为崔永元是正义的化身，现在觉得貌似也不是，投毒杀人犯有什么可同情的？废除死刑是对好人的亵渎！

崔永元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并不可靠

本文依据新华社、人民网、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凤凰网、生物谷、环球网、知乎、中国网、万方数据、东南快报、中国江西网、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大河健康报、果壳网、中国日报、中国生物技术网、科学公园、赛先生、知识分子、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官方报道综合编写。

官方报道

主流媒体均不认可其结论

凤凰网官方报道：崔永元的美国转基因调查纪录片的立场被认为有失偏颇，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比如，彼时纪录片中采访对象的资格受到质疑，片中的部分实验和结论也被称为不严谨，同时带有倾向性，严重误导了读者。

在上海科研机构工作的一位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曾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称，“（崔永元）这部纪录片，从宣传上看是成功的，而从科学角度看则是完全失败的。在宣传上，神奇的个例、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对一些转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击，让这部纪录片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但其背后，无论从被采访者的构成、所表述的观点还是其论述的科学性上看，无不流露着被操纵和选择的痕迹。而从科学角度来看，一个好的调查，需要对采样和采访对象进行良好的设计，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从全片来看，由于调查取样的偏向性，使得本片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客观。”

在国内知名科普网站果壳网“2014十大科技谣言”中，崔永元的转基因纪录片因“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而名列榜首。据知名科学网站“科学公园”撰文称，崔永元在这部所谓的纪录片中，植入了极多已被科学界反复辟谣的谣言和谬误。

2014年10月17日，美国学者马丁娜·纽威尔—麦格劳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发现她在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中的一些言论被“编辑”过，以及“被错误的翻译了”。她举例称，当时崔永元问，很多转基因产品是在美国生产的，但并不在美国消费，而是出口到了中国。但事实上，美国消费者也在食用这些产品，美国有一万亿的食用人次，还有十亿家畜食用转基因作物，目前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马丁娜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在崔永元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中多次出现过，，她指出，崔永元的纪录片中描述的老鼠食用转基因作物后形成肿瘤，也存在一定问题。马丁娜解释称，“其实这些大鼠自发地就会形成肿瘤，如果测试对象数量增加之后，肯定会有肿瘤的出现”。她表示，如果看到采访的文本，可能回答就不同了。

崔永元的纪录片中接受采访的这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指出，“我接受崔永元采访是在去年11月，当时交流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并没有看过他的纪录片。但根据看过该片的朋友反馈，我认为播出的内容经过了编辑，有些内容可能是错误的翻译，或是沟通语言有障碍。实际上，我认为转基因技术非常重要，并且从科学的角度有过严谨的评估，进行过安全和环境的测评才进入大规模的种植。”

请端起科学的武器严格审查

小崔录像貌似公允，不偏不倚，把两方面的观点都呈现了出来，但录像的片面组织和编排会让观众得出一个结论：转基因食物是危险和有害的。什么叫误导？这就叫误导。

崔永元的“美国转基因调查”录像讨论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转基因食物是否安全。

要谈科学问题就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知识：那就是科学证据和证明。

小崔的“美国转基因调查”录像似乎是有了一点科学的态度，知道要调查和收集证据。但录像里的调查方法、访问的人选和收集的数据表明他极度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道什么样的人选是代表性人选，什么样的数据是科学证据，什么样的试验是科学试验，什么样的证明才叫作科学证明。

崔永元的调查对象选了两个群体，一个是专家群体，一个是老百姓群体。专家群体里没有去走访美国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主流科学家，即美国著名大学里的权威专家和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而是选了少数的支转专业教授和多数的反转非专业教授和医生。这样的选样显然不能反映美国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的观点，而片面地给大众一个错误的印象：美国的多数教授是对转基因技术存怀疑态度和反对态度的。

崔永元在老百姓群体里选的多数个体是反转基因的个体。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选了一个把转基因食品和核武器画等号，并声称自己癌症晚期吃了一个月的有机食物就治愈了癌症的神奇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有代表性的个体吗？这样的思维能代表美国老百姓的普遍思维吗？

录像里出示了两段看起来“强有力”的、但也是非常误导的“转基因食物有害”的证据：

一段是小鸟选吃“非转玉米”的录像；另一段是美国退休女教授出示的转基因植物种植量和各种疾病发生率的时间相关性曲线。

这两段证据录像里有两个基本科学常识的错误：

一是试验样本的重复性和条件的一致性。

小鸟吃玉米试验需要由专业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地区采集不同的转和非转基因玉米做至少3次以上的重复试验；要选择颜色、大小和成熟度一致的转和非转玉米来做这一类的试验。如果要得出可靠的结论，还需要把该现象的机理研究清楚，讲清楚是转基因玉米中的什么成分让小鸟讨厌，以及小鸟为什么讨厌这个成分。不然，就会像在大街上看人玩扑克魔术一样，让别人把钱给骗了。任何一个会拍录像的人都能马上拍出一个类似的录像，来展示小鸟只吃转基因玉米而不吃非转玉米。

二是两个不同事件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不表明两者有因果关系。

美国退休女教授把美国近20年的转基因植物产量、农药草甘膦用量和各种疾病发生率放在一张图上作比较，指出三者在时间上的相关性，暗示是转基因植物导致了许多现代疾病的增加。这种比较和分析只能提示可能性，而不能作出科学结论，因为不同事件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并不等于两者有因果关系。比如把中国的房屋建造量、汽车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和PM2.5的增加量曲线也放在那个美国退休教授的图上，也会看到有类似的时间相关性。难道我们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因为转基因植物的增加导致了中国的房屋建造量、汽车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和PM2.5的增加吗？

如果小崔有时间和精力把所有这些类似的曲线和试验数据都收集在一起，就会发现造成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现代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转基因植物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大气、土地和水的污染以及各种食物和日常用品中的各种人造化合物。

小崔在录像里出示的这些看似科学而实际上非科学的试验和数据，对不懂科学的普通老百姓欺骗性特别大，误导特别严重。

转基因食物有没有害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问题，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非生物领域的科学家如果不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很难给出正确的判断。小崔的录像中也显示了美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茫然和盲从：“人家说有害，所以我不吃。”

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如果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食物有害，那很少有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广泛向社会推广这种食物。既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食物没有比传统食物更不安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说昧心话。

小崔录像貌似公允，不偏不倚，把两方面的观点都报道了出来，但录像的片面组织和编排会让观众得出一个结论：转基因食物是危险和有害的。什么叫误导？这就叫误导。

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时候，要有科学、严肃、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对有些科学问题不清楚，应该虚心向科学家请教。如果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在两个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之间作出判断，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权，就不要轻易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以免误导大众。

小崔可以让大众对转基因食物持怀疑态度，可以让大众有知情权，但不应该误导大众得出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并鼓动反转基因的情绪。

我们应该反对科学技术在任何领域的滥应用，特别是在和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有关的领域，但我们更应该反对伪科学和片面的科学。

（作者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中的科学错误

崔永元在美国进行数月走访调查而成的纪录片终于发布。在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过人物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场为基础，记录了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部纪录片，持不同观点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转基因支持者而言，这部纪录片算是粉碎了“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谎言，明确了转基因在美国并不需要强制标示，也体现了美国官方和主流学界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而对于转基因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能看到美国内部也存在强大的转基因反对声音、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等。然而，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颇，使之无法完整客观的呈现美国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真实面貌。事实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谣言，已经被众多科学传播界界同仁辟谣过多次。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专业论文来进行辟谣，毕竟，一来这是重复工作，二来结论性的文字是一个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东西。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与各位读者探讨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查，以及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

纪录片还是肥皂剧？

按照崔永元自己的说法，这个名为《崔永元赴美国考察转基因食品情况》的视频是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的核心，应该是真实、无预设立场。

崔永元拍摄的这个视频，果真如某些人所说的遵循了“大多数媒体的平衡原则”，是一部真实、无预设立场的纪录片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视频中出场的人物及其出场顺序。

（注：视频中出场人物的顺序按照表格的纵向排列从上到下，如在片段《转基因是否安全有没有争议？》中，被采访人物的出场顺序依次是：马廷娜·纽威尔麦格劳林教授、南希·斯万森教授、超市中购物的中年妇女A）

结合上表观看视频，不难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1、崔永元在视频中采访了转基因支持者7人，转基因反对者29人；其中采访转基因支持者的场次共计11场，而采访转基因反对者的场次却多达50场以上！崔永元打着拍摄“纪录片”的幌子，在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公众都支持转基因的美国进行采访，对不同立场的被采访者在人数和场次上如此厚此薄彼，谈何平衡、公正、客观？

2、崔永元将视频分为“转基因是否安全有没有争议？”、“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究竟是否安全？”等若干片段。在这些片段中，被采访的转基因支持者不但人数少、出场少，还往往处于被“围攻”、“驳斥”的状态——通过崔永元团队的刻意拼接，每当一位转基因支持者发言后，紧接着便是多名反转人士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观点，而反转人士抛出一大段谬论后，却没有转基因支持者的相应反驳。无一例外地以反转人士的观点作为“答案”来结束每个片段——如此巧妙的安排，很容易让观众形成“前者的观点被后者所驳斥”的印象，绝非所谓“公正地呈现两方观点”。

崔永元通过以上种种煞费苦心的安排，无非是为了“证明”其赶赴美国前便已预设好的个人观点：

• 转基因是否安全有没有争议？预设答案：有争议

• 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究竟是否安全？预设答案：不安全

• 美国人是否已经放心地吃了20年转基因食品？预设答案：他们不知情，谈何放心？

• 和转基因作物关系密切的草甘膦是否安全？预设答案：不安全

• 转基因食品获得一些权威机构认证是否就能说明它的安全性？预设答案：不能说明

• 转基因食品的包装上应该强制贴上标识吗？预设答案：应该强制贴标签

• 什么是最好、最安全的食品？预设答案：有机食品

在如此鲜明的预设立场下，崔永元虽然貌似中立地采访了对转基因持相反态度的两方，却通过厚此薄彼的采访比重，巧妙的情节编排、剪辑，将这个视频由“纪录片”演义成为了一部毫无客观、公正性可言肥皂剧。

为了使这部肥皂剧不辱其名，崔永元还不遗余力地往其中添加了不少娱乐元素和植入广告。例如那位吃了一个月有机食品后晚期癌症痊愈的奇迹女、“前军方人士”、“前政府雇员”大肆宣扬阴谋论，将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污蔑为“被政府控制”、“被利益集团收买”；崔永元本人更是披挂上阵，煽情客串了一把有机西红柿推销员：“这就是我八岁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儿，粉碎四人帮之前西红柿的味儿。”

世界级科学家还是民科团队？

肥皂剧上演之后，崔永元在微博高调宣布：“我结识了众多世界级科学家。”

作为这部反转肥皂剧的总导演和客串演员，崔永元所“结识”的“世界级科学家”，自然是剧中那几位反转“科学家”。

肥皂剧中出现的反转人士达29位之多，除了教授、医生外，不乏杂志主编、摄影师、有机卖场销售员乃至买菜阿婆、家庭妇女等，他们都是“世界级科学家”吗？显然不是。按照崔永元在片中的解说，他此行的采访对象，包括美国科学家与普通民众。那么，这些出场人物中，哪些可以算得上崔永元所谓的“世界级科学家”？

为了尽量不遗漏可能存在的“世界级科学家”，笔者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通过对其含金量的评估，看看谁有资格被称为“世界级科学家”：

陈一文——知名民科

所谓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这个所谓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是国内公认的民科机构，陈一文本人也早已因支持“水变油”、以谣言诋毁转基因技术而臭名昭著。值得一提的是：陈一文自称在2004年担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但被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否认。他在网络中经常以该专业委员会顾问自称，其新浪微博也曾以该头衔进行了“黄V”认证，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官方网站发表通告称，其协会下查无此人。

陈一文不喜欢科学

他是一位英籍华人，在2013年末和崔永元走到了一起。据陈一文的叙述：由于崔永元身边缺乏一个既懂得转基因又通晓英文的助手，在转基因领域关注颇多的他，即成了陪同崔永元在美国进行采访的不二人选。

自20世纪80年代始，陈一文除了为 “反转基因”四处奔波，还一直为已公认为骗局的“水变油”项目正名，并长期追踪调查科学界同样公认难以实现的地震预测。陈一文始终被拒于科学共同体之外，但至少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主流科学界的损失和错误。

据他的自述，他不爱科学，而是爱哲学。“我最喜欢两门学科，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他热衷于自己从不同领域里概括相似抽象理论的他，会用物理变化来解释政治经济学现象——无论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多么牵强。而主流科学界和科学权威是陈一文抨击的首要对象。

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水变油”诈骗事件辩护，成了陈一文维护民间研究的重要例证。陈一文坦言，“水变油，实际上推翻了物理学、化学、核物理学一系列的基本理论”。虽然，陈一文并未接触过王洪成，也并未亲自看过该实验，但他仍然对这个实验深信不疑。最终陈一文把导致王洪成入狱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利益相关机构”，他认为，“水变油”的低成本，会造成“世界能源结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产油国，所有依赖能源输出的国家都要垮，整个世界就乱了”

利益集团的“阴谋和打压”成为陈一文这类人解释一切困境的法宝。作为一种弱者想象，凝聚着民间科学家群体的人心。阴谋论不需要去证明，而基于科学事实对民间科学家的反驳，则会被当作“打压”的体现。

在询问到陈一文自己的研究方法时，陈一文表示由于缺乏资金和条件，他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而是追踪非主流研究者的成就、方法，并整理得出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间科学界并不会承认主流科学界的SCI论文系统，自然谈不上会去引用相关的论文资料。实际上，在陈一文对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中，并无任何一篇引用文章出自SCI数据库。而陈一文个人微博和网站上文章引用的出处，大多是来自一些简单的生活介绍类杂志；而陈一文也坦承，其信息主要来自互联网和他的伙伴投递的资料。

这些资料与杂志构成了陈一文异样的知识来源，并令陈一文坚信：放弃吃转基因食品，改为吃有机食品，可以获得奇特的医疗和保健效果。

“在超市里接触到一个癌症患者。他就是通过网上了解、大夫建议，没动手术，也没做化疗。就是通过100%吃有机食品，瘤子越来越小，一直到好。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而且，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夫，跟癌症患者建议，一定要100%吃有机食品。”这是陈一文陪同崔永元在美国采访时的发现。而在崔永元炮制的这部伪纪录片里，这样荒诞的例子得到了很多呈现。

左边是陈一文

南希·斯万森——物理学

西华盛顿大学退休物理学教授，物理学博士，曾就职于美国海军。值得一提的是，西华盛顿大学在美国属末流大学，另外，在几个反转网站的履历中，南希斯·万森的头衔是Adjunct Professor，即兼职教授。南希·斯万森是肥皂剧中唯一出示其“研究数据”的反转学者，但其展现的数据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马廷娜·纽威尔麦格劳林教授所言：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

罗宾·伯恩霍夫特——倡导另类医学的医生

临床医生，另类医学倡导者，美国天主教全国父母委员会主席。曾任“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院长，同时是“美国抗衰老医学科学院”（简称A4M）成员，这两个所谓的“科学院”实际上都是伪科学骗子机构，其中A4M进入中国后曾被知名医学反伪者李清晨医生所揭露[1]。

大卫·舒伯特——神经生物学

索尔克生物研究院细胞神经生物学实验室教授，实验室主任。大卫·舒伯特是研究阿尔兹海默症的神经生物学家，其专业并非分子生物学。也许舒伯特教授在其专业内确实优秀，但在分子生物学乃至转基因领域，舒伯特教授无论如何算不上“世界级科学家”。

伊拉·卡斯——替代医学

这位伊拉·卡斯并非崔永元视频中所谓的“高级手术医师”，而是一名精神科医生[2]。此人虽有正规医师执照，却提出了多种非主流医学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综合医学”（Integrative medicine），即在使用正规药物治疗的同时使用“替代医疗”药物。关于“综合医学”，在国内外医学界早已被广泛批评[3]。此外，伊拉·卡斯与臭名昭著的伪科学骗子机构“美国抗衰老医学科学院”（A4M）过从甚密，曾作为演讲者参加 A4M 组织的若干讲座，并合作出书。

唐·胡伯——植物病理学

80岁的唐·胡伯退休前任职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名誉教授，作为反转人士中极其罕见的拥有生物学学术背景的学者，胡伯教授在转基因科研领域并没有遵循科学界最基本的“同行评议”原则，早在2006年，胡伯教授便宣称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病原体，能导致作物大批死亡，牲畜和人类大批流产。但他拒绝向科学界分享这个“伟大”发现，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胡伯教授一人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不明病原体”，没有得到其他任何科学家的验证或认可，迄今为止，有二百多位科学家联名呼吁胡伯教授将其发现交予权威的科学机构进行研究[4]。胡伯教授一律予以拒绝。“不明病原体”已成为全球生物界的一大笑话。

大卫·金——有机农场主

洛杉矶习耕园和种子库创始人、主席，这个所谓的“习耕园和种子库”，实际上是一个推广有机农业的组织，大卫·金则是一名有机农业布道者。[5]

劳瑞·科恩·彼得斯——没有医学学位的保健医学师

号称整体保健医师的劳瑞·科恩·彼得斯并未获得医学学位，只是一名“注册整体医学师”（CHHP，Certified Holistic Health Practitioner）。她所从事的“整体保健”（Holistic medicine）[6]并不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属于美国为数众多不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承认的“替代医学”之一。

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希腊历史学

这位所谓的美国环保署前“高级官员”，其实是一名曾在美国环保署任职的分析师（analyst）。他是转基因或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吗？不，他是一名希腊历史学博士[7]。

迪恩·弗罗伊登伯格——生态农业学

生态农业学家，中美后现代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凡是遇到头衔中有“生态专家”的都需要特别谨慎，这样的人通常是有机农业推手。迪恩·弗罗伊登伯格还是“路德教神学院”（Luther Seminary）的“名誉教授”[8]，他不但反对转基因，还反对进化论。

约翰·柯布——生态经济学

这位建议中国不要被资本主义战略绑架、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的“生态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反进化论的“神学家”[9]。

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在崔永元这个充斥着神棍、有机农业推手、骗子医学机构成员的所谓“世界级科学家”团队中，没有一位是转基因或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唯一一位在职科学家大卫·舒伯特，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转基因相关研究，在该领域堪称民科，而另一位称得上科学家的唐·胡伯教授，却拒绝通过同行评议来对其“不明病原体”进行验证，至于南希·斯万森这位谬误百出的美国末流大学的兼职物理学教授，算得上科学家吗？民科罢了。

这就是崔永元所谓的“世界级科学家”团队。

袁隆平院士接受采访

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在海南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指出，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都是没有问题的。“美国转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这个对人体无害，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几千万吨大豆，这个完全没问题。”袁隆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袁隆平还对记者表示，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在这篇《科学家联合签署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声明》中欣赏一下支持转基因的、真正的世界级科学家名单。为首的25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3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还有被称为“拯救了十亿生命的人”和“绿色革命之父”的遗传育种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博洛格，以及有“DNA重组大师”之称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伯格。（注：截止2022年，已经有15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支持转基因）

事实上，在美国科学界乃至全球科学界，科学家们对待转基因的真正态度正如如视频开始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马廷娜·纽威尔-麦格劳林教授所说：

“绝大部分的同行评议、自身也在做科研工作的科学家，都认为这项技术即使不比旧的技术更安全，至少也是同样安全的。绝大部分科学家对这一点的确没有什么争议，大量的证据支持同一观点。会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但是数量非常少，而且他们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并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真相还原者还是有机农业推手？

崔永元在这部自导自演的肥皂剧中，曾多次声称自己拍摄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为了“还原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这部肥皂剧中，共有23位反转人士多次明确推荐了有机食品（包括崔永元本人），其中洛杉矶习耕园和种子库（有机食品协会）创始人大卫·金、爱荷华州农场主罗伯特·斯特里特、霍华德·维利格、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农夫市场有机食品卖家路易斯·鲁埃达、珍妮弗·杰安、洛杉矶co-op超市（专卖有机食品）市场总监里卡多·查维拉、有机食品布道组织Moms across America成员泽恩·霍尼卡特、凯瑟琳·哈拉勒、英格尔·斯科特等，这些人都是有机食品的直接利益相关者。

不得不说，那位声称吃了一个月有机食品便晚期癌症痊愈神迹女，让笔者遥想起当年崔永元和司马南携手打击伪气功时的场景。对那些自称依靠练气功治愈晚期癌症的神棍，崔永元称之为骗子，而那些帮助骗子做宣传的媒体和媒体人，被世人公认为骗子帮凶。对此，我们不禁感到疑惑，是什么原因，让崔永元走上了这样一条成为骗子帮凶的歧途？

中国政府早就给了知情权

袁隆平如何看待转基因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样的一位科学大师，呕心沥血为人民奋斗超过半个世纪，却因为旗帜鲜明的支持转基因技术，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就被反转人士攻击为“为了儿子”，还讽刺老人家“保持良心难啊”。某些人就跟着附和、瞎起哄，污蔑科学界都是“被利益集团收买的”。对于来自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的正确意见，他们不愿意听取，而是一上来就诋毁对方是“收了狗粮”“美国狗”“汉奸卖国贼”。

袁隆平院士

其实，袁隆平对于转基因技术，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可以说，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态度从来是力挺的！因为他知道，在人类的育种模式中，杂交育种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杂交水稻的育种方面，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瓶颈状态，要想在产量和品质上再有突破性的研究，无论如何，基因工程育种是最具有发展前程的育种模式。

下面是袁隆平院士关于转基因的公开言论，来源于袁隆平的百科词条，参考资料全部来源于中央级政府媒体：

人物言论

2010年3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虽然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目前在国际上领先，但如果不加强分子育种技术研究，短则五年、长则十年，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就要落后国际水平了。”袁隆平认为，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 [89]

2010年3月12日，袁隆平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为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抗虫稻米安全性顾虑的问题，袁隆平表示，愿意作为第一个志愿者来吃。 [81]

2013年，袁隆平说：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转基因技术不能“一棒子打死”，生物技术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出路。他主张，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87]

2014年11月17日上午，袁隆平在河南农业大学作报告说：“转基因食品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转基因不能一概而论，基因多种多样，有些基因特别是抗病虫的基因，大家担心人吃了会不会有问题？这些基因我们要慎重。但另外一些转基因，如美国大豆的除草基因，大面积生产不用除草，没有问题，不能谈转色变。”

在袁隆平看来，分子育种的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增产、保证粮食安全的科学措施，搞转基因要合理研究，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把关。 [90]

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发表了对转基因的看法。对于转基因大豆，袁隆平指出，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都是没有问题的。袁隆平表示，“美国转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这个对人体无害，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几千万吨大豆，这个完全没问题。” [84]

袁隆平还对记者表示，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83]

统计和谬误

对统计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样的样品越多、分散的越随机，越能反应总体的规律，反之则会陷入错误之中。纪录片中，“超市采购”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可以注意到，采购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购买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样，随机性就不能保证——毕竟在美国甚至有只贩卖非转基因食品的专门超市。此外，购买的产品种类太少，且不能保证是否经受了非随机的挑选——因为即使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都进行贩卖的市场，非转基因食品有着明显的标识，这对于商品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在存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盲法进行采样，来保证取样不受影响。例如，告诉第三方人群购买产品，而不告诉购买产品的标准，这样的调查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对消费者群体的采访也存在取样偏差。与大范围的问卷调查相比，采访调查虽然互动直观，但是由于样品量太少，无法客观的显现总体消费者的态度。从片中可见采访群体大多是家庭主妇人群（尤其是那个“家庭妈妈组织”，从穿着已经能看出是一个明显的转基因反对组织），而统计上对转基因持支持态度比例较高的如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却很少出现。

有了大样品量、取样随机的调查，其结论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统计中会出现具有相关性的数据。而如何从相关性推断两组数据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影响结论的重要因素。在片子一开始，就请出一位名叫南茜・斯万森的大学教授，展示了所谓“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关性”的关系图。在图中，南茜・斯万森声称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可达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

被采访人认为崔永元故意断章取义

那么，实事真的如此么？这里，斯万森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所在：“有相关关系，不代表两者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事实上，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是在统计中经常犯到的谬误。它会造成诸如“冰淇淋销售量增加导致溺水人数增加”、“索马里海盗数量下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读一读斯万森发表在一个类似于博客性质的网站examiner.com上的报告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她的计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几乎所有疾病都有高达0.9以上的相关系数。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变量能引起几乎所有其他变量的改变，那么人们首先怀疑的是二者间的相关性计算是否存在问题。事实上，斯万森的报告的确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她使用的相关系数计算方式是经典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该算法体现的是两组数据的变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对趋势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换句话说，如果两组数据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长，那么二者计算出的相关系数都是非常高的。例如，笔者计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机食品销售额和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92——这是否足以说明有机食物的销售增加了糖尿病发病率呢？

图1

图1. 美国有8年间机食品市场规模和糖尿病发病率的比较。

事实上，对于高相关性数据，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发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联系。例如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检测技术的进步、人口老龄化、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增加等等。然后通过实验，确认另一变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导致该现象的发生。如此才能确定相关变量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总之，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关系数也不能说明因果性更强。

科学事实的判定

对样品进行正确的统计和分析是得出正确调查结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实验得到的结果则是形成科学事实的重要部分。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对于科学事实的判定。一个好的科学事实，需要有设计和操作良好的实验、符合逻辑的分析，并且其结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检验和重复。

在片中多次谈论到的核心问题，就是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这是展现如何判定一个结论是否科学的窗口。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科学结论，证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规作物相比并不会更低（这也是众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和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依据）。同时，也不时有一些声称发现转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对生物体健康造成影响大的报道。那么，判断这些繁杂的信息是否科学，是否可被证实的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学事实”所需满足的条件。

事实上，有很多此类正是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而被认为并非科学事实。例如，2012年轰动一时的法国转基因玉米饲喂导致大鼠肿瘤事件，由于实验设计的缺陷和统计方式的错误导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这一事件可参见@贾鹤鹏 撰写的分析文章）。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内夫发表的证明草甘膦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影响健康”的文章，经笔者查询，系发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录，影响因子仅为1.3（这对于健康和生理领域属于相当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质量相对较低。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其阐述中草甘膦剂量-菌群紊乱证据极少，而更多的是采用斯万森的方式，用相关性代替因果性进行论断。前述已经被撤销的法国大鼠饲喂实验证据，在此综述中被引用了5次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者中，沙姆索（Anthony Samsel）自称“独立科学家”，而塞内夫（Stephanie Seneff）则出身电子工程专业，二者均没有生物学学习经历，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这篇文章中没有涉及任何作者本人获得的实验数据。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学术文献，因此很多人面对一个科学结论是依靠是否符合的个人经验来判断是否正确的。然而，虽然个人经验对于自己本身印象深刻，但在没有良好设计和统计的前提下，是无法作为科学事实的证据的。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体验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二是由于个人体验存在个例现象。例如，片中采访者提到的“Bt蛋白能杀死害虫，所以一定对人体有害”，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联想，而没有考虑到昆虫和人体消化道内截然不同的环境和细胞表面受体。再如，片中提到的“玉米喂鸟”实验，虽然感官上看到转基因玉米剩下的更多，但是这一观察并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很多转基因玉米相对普通玉米籽粒脱水更快，这是一个优良农业性状，然而含水量更低的玉米籽粒相比于含水量高的籽粒对鸟类啄食的吸引力更小。再比如，片中有人声称“吃过一两个月有机食品感觉更健康”的言论，即使这一现象成立，也无法说明转基因食品“不健康”，因为注重挑选有机食品的人，会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加注意，从而使得个人体验变的良好（有机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请参见@阮光锋 的文章。）。而对于“个例”来说，片中一段“转基因作物如果对某些最脆弱的人群不安全，它就是不安全的”的表述是个极好的例子。因为在美国，每年就有约200人死于花生等坚果及水产引起的过敏性反应，而对谷物中麸质过敏的人数据估计超过数百万。而这些“脆弱”的人群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群将坚果、水产和谷物视作“安全的”。

科学事实的判定的底线，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不尊重客观事实，那么判定就成为了空中楼阁。此片很多结论虽然有不科学，但还算是有拍摄到的“证据”为基础（比如前述“斯万森报告”，虽然荒唐，但也算有个影儿），然而还有一些结论的提出则纯粹是玩弄观众。例如片中后半部分表述的“现在的玉米教材将有病害的玉米描述成正常玉米，以此掩饰草甘膦影响”中，那位种植园主描述的所谓“如同脚上的坏疽”的玉米根部，事实上是幼苗早期生长出的不定根形成的致密维管组织区。而片中开头出现的所谓“吃一个月有机食品后肿瘤消失”的言论，套用片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你不信，那就来亲自看看吧”。

图2

图2. 片中所谓的病变区域，实际上是自然的维管组织致密区。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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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力量

片中除了采访普通消费者外，也采访了不少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询问了他们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表示了支持，而另一些人则表示了反对。

为什么同是种植者，而对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呢？仔细看一下二者间的差异就能发现问题所在。支持转基因的农户，其家庭农场的面积广大，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英亩。那么此时除草和除虫的压力就变得非常大。如果采用传统的除草和杀虫方式，那么需要耗费的人工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欢迎转基因作物的原因。因为减少的人工费用可以大为降低作物的生产成本，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不无裨益。

而支持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则多以家庭庭院种植或小面积种植户为主。较小的耕种面积使得人们有能力来通过人工或有机方式进行生产。而生产出的作物，则由于其自身较高的售价，使得种植者获得更高的利润。

事实上，这种差异可以回答一个显而易见、但在这部记录片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为何在众多反对声中，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仍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

农作物的最终去向，仍是作为一种商品投向市场，因此其生产和销售一定符合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巴西等国来说，由于人口较少而耕地面积广阔，因此粮食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农户为了能够获取更多利益，必然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而农作物生产中，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可高达30%以上。对于难以有效减低的土地成本和物质成本来说，降低人力成本是增加收益的有效手段。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则正是依靠其抗性的存在可以依靠大面积机械化喷洒广谱除草剂来降低人工使用。而对于抗虫作物来说，则减少了农药带来的物质成本和潜在的环境成本。方便、少人工、能在大面积种植情况下保证收益，这正是目前广泛种植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得以兴起和推广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相对较低的国家如我国，粮食的供需则较为紧张，而粮食的需求则仍在增加——增加的人口、提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所消耗的能源，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进行支撑。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紧张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农作物价格的上涨和对农作物的进口需求。以大豆为例，2013年我国大豆需求量超过7500万吨，而生产量则为1200万吨左右。高达超过6300万吨的大豆缺口只能依靠进口弥补。而我国庞大的进口需求量又推动了世界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毕竟，面对国内的缺口，唯一可行的选择是进口国际价格较低的转基因大豆。所以片中那位大豆种植户明确表示，中国的需求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其种植品种的选择。而这种变动带来的更具深远意义的价格波动问题，却在片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掉了。

那么，有机农业能解决这一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机农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成本无法有效的降低，因为它必须依靠足够的人工管理才能够良好运转和生产。这使得有机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只占到极小的比重（对于美国来说约3%）。而高成本带来的高价格，使得选择有机食品的消费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开支。这也决定了有机农业只能成为小部分人的选择，在家庭庭院之外贩卖或专营店倒是可以做到，而要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所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其本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和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新的高生产力替代旧的低生产力，这是正常的发展的趋势。如果仅仅将转基因作物的兴旺看做少数公司阴谋交易的产物，那么未免太瞧不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巨手了。

政策：脆弱的平衡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如何看待统计数据、如何判断科学事实，以及了解市场对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转基因的挺反之争。

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大有人在。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近20年来，美国人并非是“放心的”吃，而是“浑浑噩噩”的吃——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转基因，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听到“转基因”这个概念，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食品类型，处于人类的本性自然会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只不过在两国情况还有些不同——美国民众更加信任政府权威部门的认定，且近20年来并没有明显而普遍地感到坏处。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

就目前来看，支持转基因的一方，支持的理由包括降低农产品价格、增加市场竞争力、减少高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量等，而反对转基因的一方，理由则包括潜在的生态风险、信奉“天然”的心理或宗教因素，以及声称的潜在健康危害。目前主流科学界已经认为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并和传统作物有着无差异的营养和安全性，并且每一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商业化种植前都需要经过数年的审批过程来验证其食用和环境安全性。可以说，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审批是最为严格的作物品种审定程序。相对应的，各国也都对转基因作物研发过程制订了严格甚至严厉的法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研发和推广都必须依照规章而行，任何违违规违法的行为都理应且必须受到惩处。片中讲述了一个试图提交伪造实验证据的种子公司被处以刑罚的事例，这正表明了在对待转基因作物审批这件事上给与的严格管控。但尽管如此，在政策考察和制定时，反对的声音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需要在争论的各方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涉及转基因作物经营和销售中存在争议的诸多方面，如农产品补贴政策、转基因食品的标注政策、进出口检测标准制定等等，莫不都是各方相互平衡的结果。

最后小结

这部纪录片，从宣传上看是成功的，而从科学角度看则是完全失败的。在宣传上，神奇的个例、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对一些转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击，让这部纪录片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但其背后，无论从被采访者的构成、所表述的观点还是其论述的科学性上看，无不流露着被操纵和选择的痕迹。这也许与随同他一同进行调查的著名转基因反对者有密切的关系。而从科学角度来看，一个好的调查，需要对采样和采访对象进行良好的设计，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从全片来看，由于调查取样的偏向性，使得本片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客观。这样一部无法保证其自身科学性的“纪录片”，是无法让人们科学认识转基因这一涉及多方面科学内容的事物的。

不过，从另一角度而言，这部纪录片也并非没有意义。它对美国国内的转基因反对声音及针对转基因的运动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记录。此外，在转基因话题时常能引爆热点的中国当下，类似美国这样团体化、有组织化的反对群体将很有可能出现。如何在保证产业良性发展的前提下对应这一群体的诉求，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还总看见有人造谣说：凡是替转基因科普，就是给“美国主子洗白”。

但中国所有的转基因研究项目都是国务院批准的公益项目，是国家投资给学校或者研究所，并不是外国的企业来投资。科学家们每天自己国家的公益科研项目都忙得焦头烂额，哪来的精力去给外国公司打工？

其实，转基因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商业行为。科学家也好，企业也好，只要老老实实的，正常地搞产品研发，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名利，用不着去“投毒”，然后把自己弄进监狱。

即使退一万步说，真的出了个别“疯狂科学家”，就是宁愿要坐牢，非得“投毒”，那也一点用都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转基因产品上市，之前都要经过至少平均16.5年的毒理学实验，通常都是20年左右。安全实验就做20年。这个实验中有600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通不过都不行。此外，喂养实验都是十万倍剂量，假设有一分“毒”，喂养后毒性都会放大十万倍。而且这样的喂养实验起步要5年。然后还没有完，项目单位还得向政府提出申请，政府再委派一个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项目单位也不知道第三方机构是谁。而第三方机构的鉴定，也需要做实验，起步1年以上，一般都是3年。这样，任何一个上市的转基因产品，至少也是做了20多年的各项实验。

请问，这个“投毒”有用吗？第一关就过不了。

何况，即使考虑到利益，企业也不敢掉以轻心。企业研发产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钱。要赚钱，当然要保证产品质量。如果你的产品被消费者曝光有什么安全问题，那你就要倒霉了，不光要天价赔偿，而且信誉也要彻底破产。转基因是全世界几十亿人血淋淋的大眼睛都死盯着的，在这样的超高压下，企业当然是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任何安全问题，所以在理论上还要比普通产品更加安全。

如果你非要说，企业搞这些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投毒”，我不知道这些上市的要向全世界股民负责的私人公司为什么放着大把大把的钱不要，非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投毒”。而且人家自己国家的人民也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其中也包括几千万获得当地国籍的华人，这是他们给自己“投毒”？再者说，如果他们真要专门给我们“投毒”，那应该是超低级倾销才对啊！为什么他们非要搞这个专利、那个专利，把自己的权益死死地保护起来，要是直接白菜价或者白送不就完了吗？

说实话，这些恶蝗一样的反转谣言，要消灭它们可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人被“忽悠瘸了腿”。即使惩办了几个昧着良心胡说八道的首恶分子，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已经晚了：

科研失去的宝贵时间追不回来了！

被极端扭曲的社会风气转不回来了！

被反转人士坑害的人民利益弥补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