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特工追杀成飞副总师？国安特工追杀成飞付学设计师电话-员工福利网

国安特工追杀成飞副总师？国安特工追杀成飞付学设计师电话

在国家安全部新闻办公布的案例中，还有两起涉及“叛逃罪”，这也是国家安全机关首次对外披露叛逃案。那么到底什么是“叛逃罪”？叛逃行为又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哪些危害呢？

△王丕宏与妻子赵汝芹

1958年出生的王丕宏，曾任我国某航空研究所副总设计师，硕士研究生学历，原籍中国陕西，他的妻子赵汝芹，同样曾是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丕宏组织并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涉密项目的研制，而赵汝芹也参与了国家某项涉密项目的研究工作，两人均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1999年开始，王丕宏和赵汝芹就开始预谋移民某西方国家，他们向单位隐瞒情况，伪造材料，私自申领因私护照，并通过移民中介公司办理了移民该国的全部手续。2002年春节期间，两人利用回陕西探亲的机会，携子秘密前往该西方国家，并于2005年取得该国国籍。

王丕宏夫妇消失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将他们纳入工作视线，侦查发现，王丕宏到达国外后，一直在该国从事着航空领域相关工作。由于掌握我国大量科研机密，又在国外从事相同领域工作，王丕宏夫妇的叛逃，对我国军事安全、科技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二人抓捕画面

2017年王丕宏夫妇在离境近16年后，用外籍身份入境，回陕西老家探亲。2017年11月，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王丕宏、赵汝芹夫妇落网。

王丕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还是涉密人员，我不辞而别，走到其他国家，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我现在认识到这个性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2019年11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叛逃罪判处王丕宏有期徒刑三年，赵汝芹有期徒刑两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叛逃罪最初是出现在我们1997年的新《刑法》中，那么到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个罪名作了一个修改，可以说要求更严了。叛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以及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只要有这种叛逃行为，就构成叛逃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苗敬国

王丕宏夫妇到案后不久，曾任我国某国防军工研究院技术人员的苗敬国也因叛逃罪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同样作为重点涉密人员的苗敬国，在2003年10月，擅自携妻儿离境赴某西方国家滞留不归，并于2007年加入该国国籍。2018年3月，国家安全机关将苗敬国抓获。2019年11月，苗敬国因叛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刘仁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本身的叛逃，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威胁。他掌握了国家秘密，他又在国外的企业里从事这种工作，那么你把这种东西泄露出去以后，一定会对国家重大利益包括军事利益，会造成损害，当然毫无疑问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更大了。

这两起叛逃案也再次向有关单位特别是涉密单位敲响警钟，必须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相关防范工作，在管理制度和保密措施，特别是在人员出入境管理上，堵塞漏洞，防微杜渐，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强防线。

刘仁文：只要你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掌握了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像军工企业，甚至有的内部研究报告，它上边都有密级，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成为叛逃罪的主体。所以还是要对于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法律规定，包括你这种单位允不允许你移民，或者在多长时间之内可以移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了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防止自己因为对法律无知，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飞了这架飞机，

再也不想飞别的飞机了。”

它，

曾是最受一线部队欢迎的主力机种之一，

它，

具备优越的性能，

在1995-2005年成为我国空军八一表演队的主力机种，

它

曾广泛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

外国飞行员反映“性能类似于美国F-16A，

但价格比F-16A便宜太多。”

它

就是大名鼎鼎的歼7E。

歼7E由西工大和成都飞机公司（简称“成飞”）联合研制，

成飞是总师单位，西工大是副总师单位，

这在全国是少有先例的。

今天，

小编把歼7E和西工大的故事讲给你听：

歼7E改型飞机

关于歼7E，时间要追溯到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沙伯南教授带领学生在成都飞机公司实习的时候了。

当时，沙伯南教授发现，歼7Ⅱ飞机的机头，有130千克的“死配重”，而且存在航程短、机动性能和起飞着陆性能差等缺陷。作为当时大量装配部队的主力机种，这些缺陷在未来战争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拿掉死配重，提高飞机作战性能！”这不仅是一名航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更是一名老战士的心愿。

沙伯南教授设计的歼7E方案模型在我校风洞做实验

在综合考虑当时的各种因素后，一条“渐改”的思路在沙伯南教授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立足原型机，用修改机翼平面形状、改变飞机的气动布局和局部调整飞机装载，达到移除机头配重、提高飞机性能的目的。

这个渐改方案既考虑了国情，又能从空军实战出发，当即得到西工大校、系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受到时任校长季文美的肯定，也得到刘千刚、杨庆雄、赵令诚等老一辈飞机系教授的赞扬与肯定。

1984年11月，风洞试验在西工大开始进行；

12月，成都飞机公司派出副总经理何秉乾到西工大协商厂、校合作；

12月31日，选型论证实验报告出来,证实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1985年1月，沙伯南教授访问成飞，找到负责歼7Ⅱ批生产的时任副总师陆英育商谈，他们二人很快取得了在歼7Ⅱ飞机上改型的一致意见；

1987年6月，以厂、校联合名义上报了飞机改型的总体设想，并定名为歼7E型飞机；

1987年10月，在空军的大力支持下，歼7E飞机终于获得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批准立项。

虽然正式立项，但想要成功研制一架飞机，科研人员需要面对的最大压力是技术上的一个个难题，同时还有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担任歼7E飞机副总设计师的沙伯南教授花了很大心血。他既要确定改型方案、总体方案论证、新技术的采用以及难题攻关，又要协调厂校和课题组之间的技术工作。他常在第一线顶着干，在工厂一住就是三四个月。

为了赶1990年4月26日的首飞，他从牡丹江坐火车硬座，三天三夜赶到成都，直坐得双腿肿胀，站立困难。4月的成都已是初夏，但他仍穿着冬天的衣服，因为没有时间回西安去换。后来首飞因故推迟，给他的压力最大，饭送到招待所房间他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时还悄悄地流泪……同志们说，那段时间他瘦得厉害。

20年后，刘千刚教授回忆起沙伯南教授，满怀深情的说：“当你实际去设计一架飞机，这个飞机会不会栽掉，会不会不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需要你去面对。沙伯南是真的拼着命去办这件事的！这个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了，很是可惜的。”还说：“沙伯南沙老师是一位很好、很努力的同志！”

西工大歼7E主要研发人员与空军、航空部和学校领导合影

为了歼7E项目的顺利推进，老师们付出得太多太多。像沙伯南教授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

当时已59岁的姜晋庆教授体质较差，连续加班半个多月，一次骑车时竟晕倒在路旁，脸也摔破了。虽然他已经很疲劳了，但稍事休息，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成飞公司陆英育总师，出差中为赶时间有时候买的火车票没有座，他就干脆拿张报纸坐在过道上。有时列车晚点半夜才到，招待所早已关门，他就同年轻人一样从窗子进去……

歼7E团队中的杨庆雄教授最感内疚的是对不起妻子。1987年他在四川安县忙着算课题，其间爱人在学校摔成骨折，但善解人意的妻子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杨庆雄，自己悄悄地住进了医院。杨庆雄教授家里还有眼睛、耳朵不方便的老母亲，以及身体状况常年欠佳的儿子……

歼7E研制中“开夜车”，对刘千刚教授来说已不是新鲜事，1988年暑假的一天夜晚，因刘教授加班忘了告诉看门的老太太，结果半夜12点多钟从机房出来却出不了大门，只好放下斯文，翻窗而出。

赵令诚教授患有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但仍坚持与年轻人一起干。

巫泽教授有一次晕倒腿部摔伤，但仍然出差到气动试验现场，与于欣芝等人一起奋战在第一线。

于欣芝老师是团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家里困难很多，但她尽力克服、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沈阳做高速风洞试验时，任务重、时间紧，她当时又感冒发烧体温40.2ºC,血压低压只有40多毫米汞柱，但她坚持工作而没有去住院，直到做完实验、报告脱稿为止。后来，在绵阳29基地吹风时更是紧张，她常常上“两个班”，睡眠严重不足，致使面部和眼睛都肿了起来。

1990年5月18日歼7E飞机首飞成功，主要参与人员合影（从左至右李为吉、沙伯南、傅恒志、虞企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