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要着眼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21世纪》：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蔡昉：农业经营规模太小是主要原因。从农业经营规模（户均拥有土地）来看，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户均大约是0.5-0.6公顷。
世界银行曾经有过一个标准，它定义两公顷以下的家庭农场叫超小规模土地所有者。而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仅是这个标准的1/3到1/4。很显然，我们的土地经营规模属于超小规模农场。
而土地经营规模小，意味着在容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产要素上会受限，科技的应用也会受到影响，也会限制容纳更高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规模经济，规模过小就没有规模经济。所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大的难点和堵点，是如何扩大经营规模。
劳动生产率的核心是产出/劳动力，产出是分子，投入的劳动力是分母，当产出变大，投入劳动力变小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就是两个：扩大产出，同时减少投入的劳动力。
所以在提高农业生产率中，首先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因为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3205美元以上的国家就是高收入国家，中国预计今年就进入高收入国家，但是高收入国家平均的农业就业占比是3%，中国是23%，意味着中国在农业中多容纳了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但是农业产出的比重只有7%，因此我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非常之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同时，扩大经营规模和劳动力转移是互为因果的，如果将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将土地以转包等方式交给其他经营者，就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所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21世纪》：请问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顺畅的转移？
蔡昉：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核心是户籍制度。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在外面工作，多年以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老家，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均等社会保障，也不能在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下养老。因此很多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终究要重新回到农村，有一些人甚至在40岁以后就开始计划回到农村，等于退出了非农就业。另外，经济波动也会加快已转农村劳动力退出非农就业。
我认为，户籍制度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顺畅与否的重要制度条件，也是重要的改革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包含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很多内容，比如城乡劳动力配置的不对等，收入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不均等。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的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突破口。
《21世纪》：请你具体谈一下，户籍改革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蔡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实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系列目标。
现在虽然有1.7亿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从家庭结构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见都是把最有生产力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转移出去，把非劳动年龄的人口留在农村。只有户籍制度改革，才能让农村人口举家迁移，留下更多的土地，发展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家庭成员两地分居，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使城乡都有能力积累起完整的人力资本，也需要靠户籍制度改革。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农民变市民。在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新的非农劳动力增长，也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新一轮红利的来源。
《21世纪》：政府如何通过推进户籍改革，从而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蔡昉：首先从户籍制度的本源来看，户籍管理表面上看是一纸文件，但是它背后所包含的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按地域、城乡、身份、职业划分的居民管理原则。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公共政策的调整，通过调整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其次，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时候，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它，它和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紧密的联系，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统一的。
在我国人口进入到负增长时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但是考虑到巨大的城乡差距、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使得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力消费，也没有消费意愿，因为他们有后顾之忧。
涨工资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但是涨工资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市场根据劳动力供需状况所做出的。
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能做的还是社会保障，因为人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挣钱养家和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部分的比重不一样。当国家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主要得靠自己养家糊口。但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时，基本公共服务是更主要的部分。所以，伴随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国家治理中有一个需要填补的部分，就是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另一方面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绝对水平。这也是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的特殊路径。
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21世纪》：请你进一步谈一下，如何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蔡昉：我认为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是基本公共服务转向覆盖全民，城乡居民全部覆盖。同时覆盖全生命周期，即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的全过程。
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并不简单地等于高福利，在中国，这个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福利国家建设的起源与人口增长有关。最早是由瑞典提出并行动。当时，瑞典的生育率降得较快，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预测到对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都会造成巨大的挑战，所以便开始鼓励生育，随后从补贴生孩子到补贴抚养孩子，再到将就业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供给纳入福利，一个整体的福利国家建设由此出现，从瑞典开始，蔓延到欧洲，再到美国，紧随其后就产生了婴儿潮。
所以福利国家建设对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也有积极意义。目前的一些鼓励生育措施不一定短期见效，但是，把相应的措施制度化，就把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两个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了。
《21世纪》：目前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农村的老龄化相对于城市更为严重，出现很多空心村和空巢家庭，你认为如何更好的应对农村老龄化？
蔡昉：关键还是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因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家庭只能局部地迁移，作为城市非农产业最需要的年轻人往往是迁移的重要群体。但随着这些年轻人变老，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不强的时候，他们又选择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老龄化就越来越严重。农村年轻人口少，也使农村变得没有活力，所以谈乡村振兴就很难落脚，所以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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