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斯登家族第四代传人，泰瑞·斯登掌管百达翡丽已有三年。这家瑞士顶级钟表企业完全由家族控股。即使在全球的范围内，目前只有精工集团的社长服部真二以及宝格丽集团的CEO Francesco Trapani 是创始人的第四代继承人。
在当下，这显得尤为珍贵。在半世纪以前，由家族子孙接管企业是瑞士表业的一个传统。比如在1960年代，积家（Jaeger-LeCoultre）、爱彼（Audemars Piguet）、伯爵（Piaget）以及 豪雅（Heuer）等是这种家族企业的代表。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家族企业还很多。”斯登家族第三代掌门人，百达翡丽荣誉主席菲力·斯登说，“但是，在1975年到1985年的这十年中，这些家族企业纷纷轰然倒塌。”
那是石英表兴起的时代。日本精工、西铁城以及卡西欧不断研发电子石英表技术，最终这些技术将瑞士的手工机械表业彻底打败。家族企业的经营变得越来越坏，并且他们没有意愿以及能力进行再投入。接着，各大奢侈品集团通过收购进入了这个领域。时至今日，家族企业变得越来越稀少。
此外，由于许多家族企业在石英以及后石英表时代纷纷改变了经营方式。1970年之后的10年，瑞士钟表一度卷入了崩溃的危机。1975年，瑞士表出口下降至30.7%，从业人员也由90万下降到30万。
奢侈品大集团正在毫不留情地吞噬那些独立家族公司。4年前，奢侈品大鳄LVMH收购了瑞士独立品牌宇舶表；瑞士历峰集团接管了独立品牌罗杰杜彼（Roger Dubuis SA）；拥有古琦（Gucci）的法国巴黎春天集团（PPR）持有芝柏（Girard-Perregaux）23%的股份。
现在，仅存的一些家族持有的瑞士表品牌的根基也非常浅，大部分的企业都只是传至第二代。比如肖邦(Chopard)、百年灵(Breitling)、尚维沙(JeanRichard)、蕾蒙威(Raymond Weil)以及昆仑表(Corum)。
而百达翡丽依然坚持保持独立的家族经营方式。在2008年巴塞尔钟表展上，斯登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菲力·斯登说：“对自己的家族忠诚，就是对客户的忠诚。独立性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自由，而自由又提供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中国市场的策略可以看出百达翡丽品牌的坚持。百达翡丽在中国耕耘了7年，专卖店数目维持在两家。2012年10月，他们刚将上海专卖店搬迁至上海外滩源33号，前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邸，命名为“百达翡丽源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一个高人流量的店址。我们希望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服务。”菲力说。当全球腕表品牌将目光纷纷盯住中国时，百达翡丽并无心在中国发展过快。菲力告诉《环球企业家》：“首先，中国市场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位收藏百达翡丽的客人都是真正理解我们品牌价值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品牌的原则是坚持高品质的少量生产。”
百达翡丽也曾遭遇过几乎灭顶的危机。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影响了整个瑞士钟表业。那个时代，每个星期，百达翡丽最艰难的决定是需要融掉哪一枚金表壳来支付钟表工匠的工资。
在这个时候，一直为其提供表盘的供应商斯登家族开始出资运营百达翡丽，并在1932年正式入驻。通过查尔斯·斯登、亨利·斯登、菲力·斯登三代人的经营，百达翡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家具有上亿欧元资产的家族独立公司。
在受到石英表冲击的时代，很多瑞士表业公司把自己的生存工具也都丢弃了，因为他们认为机械表已经过时。但百达翡丽仍然坚持制作高质量的机械表。当时公司里有人提出要做电子表或者镶嵌钻石的手表，但都被菲力否决了，“那就不是百达翡丽了。”最终，菲力在1972年开始研发Cal.240机芯，这款机芯一直沿用至今。
历次危机使得斯登家族的掌门人除了关注工艺上的精湛，同时也警惕保持商业上的平衡。菲力的父亲经常对他说，“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保持少量但是高品质的生产。”直到现在，百达翡丽的这一基本理念都得以延续下来：“保持最高的质量，可信度以及可靠性。”和当时其他家族掌门人不同，菲力接受了现代化商科的教育，这也更好地帮助他能够顺利的运营公司。
1996年，菲力·斯登将百达翡丽从日内瓦的历史驻地搬到Plan-les-Ouates这个现代化的制表总部，这使得百达翡丽的工厂更加精简并且具有现代化。在此之后，包括江诗丹顿在内的众多瑞士钟表品牌也纷纷跟随迁厂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