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清霞博士是我认识的知性女性中，最为清丽优雅的，她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带着笑意，人显得极有亲和力。只要谈及文学，她从来不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评论家是作家及优秀作品的推手，总是不主动站在前面被读者认识、熟知。其实李博士的学术见地以及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清晰解读，甚至涵盖了作家自己的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作家及作品的内涵。
她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但由于文学评论家及高校教师的身份，她总是无奈地被遮掩了个人写作的才华。
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能主动承认自己的无知，包括认识世界的局限性、了解事物的片面性以及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性等。我们能在最尽人事的条件下，做好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已经很不容易。一个人不可能在每份工作、每个位置上都做到尽善尽美，能安天命、问心无愧就够了。
季风：清霞博士您好，您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咱陕西乡党，因此和陕西本土作家关系匪浅，尤其是和陈忠实先生。您出版过研究他的专著，听说你们还为了一件事拍桌子争吵过，事后他平静下来给您道了歉，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清霞：是的，做文学研究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持续关注陕西作家的创作，做过相关的课题，出版过相关的著作，也发表过研究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的系列论文。
关于陈忠实先生，我目前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雷达先生主编、我编选的《陈忠实研究资料》（2006年）；另一本是《陈忠实的人与文》（2013年），这本书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的研究报告，原题是《陈忠实评传》。2010年博士后出站后，我以《陈忠实评传》为题获得了“2012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立项资助，出版后又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2015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2016年6月，这本书的附录《陈忠实年表》被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Ⅰ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选用，这套试卷当年有9个省份的300万名考生使用过。
我跟陈忠实先生的相识缘起于《陈忠实研究资料》的编选，这本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中的一本，雷达先生当时是丛书主编之一。丛书中有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作家的资料汇编，雷达先生恰好有三位博士生是西安人，就把编选任务安排给李文琴、梁颖和我，我分到的是《陈忠实研究资料》，李文琴分到的是《路遥研究资料》，梁颖分到的是《贾平凹研究资料》。我们三人那时都有孩子有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雷达先生建议我们跟作家多交流，因为他们有很多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可以降低编选工作的强度，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和陈忠实先生熟识起来，成了朋友。
总有人问我是否与陈忠实生前有过争执，甚至直接问我们为什么吵架，问得多了，我今天就借这个平台公开说一下吧。大约是在2011年深秋的一天，那时我的研究报告完成了，就请他看一下有没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他很认真地看了，并作了许多批注，就连错别字都帮我改了。他细致地谈了报告中的所有问题，我认真地进行了记录。谈到白嘉轩这个人物的塑造时，我的观点引起了他的不快。初稿中我把白嘉轩和白孝文放在同一小节进行分析论述，重在谈父子俩人格形成的内在联系。我认为白孝文是《白鹿原》中塑造得最好、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而白嘉轩这个人物有概念化的嫌疑。但这个观点他极不赞同。白嘉轩是他用心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已经被评论界和读者们广泛认可了，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地主”“最后一个族长”，怎么到我这里就有了概念化嫌疑了呢？我说越是典型越有概念化嫌疑，比如孔明智而近妖。但他觉得白嘉轩是小说中的男一号，我至少得给这个人物一个小节、一个标题，现在的处理是对他这部小说人物的蔑视。我据理力争。但谁都不肯退让，饭菜凉了也没有人吃。他当时拍了桌子，气鼓鼓的。那时我还年轻，要是放到现在，绝不会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发生争执。
争论也是话赶话，过去就彻底过去了，并不影响我对陈先生的尊重。《陈忠实的文学道路》即传记部分，在《芳草》杂志上发表，第二年获奖，我在武汉用彩信给他发了获奖证书，还复述了评委会的评语，他开心地祝贺我，还问了问会场上的熟人，说回西安要请我吃大餐。
季风：柳青有一句类似自嘲的话，说的是“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评论界和很多媒体也总是把陈忠实的成功归结为他的勤奋和坚持，过分强调他的天资愚钝，客气一点是说他少点才气，靠着农民式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才写出了《白鹿原》那样的长篇巨著，于是很多人就理解为像陈忠实那样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能成功。您是怎么看待说他只有“勤奋坚持”和“少点才气”的说法的？
李清霞：陈忠实确实很勤奋，也能坚持，这些都是他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比陈忠实更热爱文学的勤奋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并不稀缺，但怎么没有出现第二个陈忠实呢？所以还是有一个文学天分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陈忠实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夭折》，副标题是“献给一个文学殉道者”，里面写秦岭脚下的一个农民在50年代末发表过几首民歌，后来写自由诗、写小说，写到过五十岁，穿着带补丁的裤子、抱着孙子还在写着杂志社都不肯发表的小说。小说的人物和主人公都是有原型的，陈忠实写这篇小说曲折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说：“我只是一个对文字敏感的孩子。”陈忠实生性敏感，善于观察生活、洞悉人性，是个很有才情的男人，只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不事张扬。评论界和媒体强调他的勤奋愚钝，这样宣传大约是为了找话题、找热点并鼓励作家创作，本意是好的，但也误导了不少年轻人。
季风：您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却在毕业10年后才取得文艺学硕士学位，为何耽误了那么长时间？
李清霞：我读研究生晚有两个原因：一是胸无大志，二是生活所迫。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煤炭建设公司一中工作，是典型的“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的户籍所在地是铜川矿务局东区的一个煤矿，我被分配回铜川，依然是属于煤炭系统。我们中文系3个班的180名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留校，还是少数民族毕业生。我分配到的单位算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而是选择了就业。其实，我上大学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有个正式工作，能走出矿山更好。考研究生的目的同样很单纯，就是想换个离家近点的工作单位。
我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就结婚了。我先生比我早毕业两年，他留校工作了。我们分居两地两年多后，我才调回西安。刚开始我在东一路的一所职业中专工作，离家比较远。婚后生活拮据，我先生就做各种兼职贴补家用，有了孩子以后，我就开始想着换个离家近点的工作能够照顾好家庭，如果能不坐班最好。从铜川调到西安，当时对我们两个外县青年来说太难了。我先生想到了“曲线救国”，建议我考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这样调动会容易些。
我人生道路的转折要感谢我的先生，他说他认为我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一辈子待在中学里教书太浪费了。我其实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女人，生活上总是随遇而安，能调回西安市夫妻团聚已经十分满足了。考研是有孩子之后的事，我考了两年，因为英语不过关，最终选择了研究生班，即先修完课程，通过全国同等学力研究生英语考试再申请学位。我们班当时有20人，拿到硕士学位证的只有几个人。我是1999年英语过关、2000年6月通过论文答辩的。拿到硕士学位那年，我儿子幼儿园毕业。随后我被调到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实现了离家近又不用坐班的梦想。
季风：您在2006年6月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为何要在兰州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点就读，而非在以前的母校？申请博士后时听说您年龄超了，最后您是如何获准了进站资格的？
李清霞：我拿到博士学位那年，我儿子小学毕业；我博士后出站那年，我儿子上大学。我常说我是跟儿子一起成长的。我们俩的书桌有时挨着，有时隔着一堵墙，也有时隔着一扇门。
我考博士是因为鲁枢元先生，我硕士论文答辩时，他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也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兼职教授，是他引导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他和海南大学的学者们进行生态文学研究，我很感兴趣，我的学术研究就是从生态文学起步的。在鲁老师的指导下，我用生态文学理念研究贾平凹小说创作，随后发表了系列论文，这个成功也激发了我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鲁老师建议我继续考博。由于工作调动，鲁枢元老师在我准备考试那年轮空了，而我们单位恰好在盖博士楼，我就和同事去找了人事处处长，询问如果我们今年考上博士，能否分上新房。处长拿出文件帮我们算了算，说只要今年考上，我们都能分上房子。当时好多学校已经都考过试了，只有兰州大学是春秋季两次招生，那年遭遇“非典”，春季招生拖到了7月份，我在同事的鼓动下陪考，竟然被录取了。
我原本想过考母校的，但当时陕师大只有古代文学一个博士学位点，既没有文艺学，也没有中国现代文学。整个西北地区，只有兰州大学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点，于是兰州大学成了我的必选项。再者就是，我觉得兰州大学考中的几率更大一些。现在想想，当时是有点投机心理。博士毕业后，我真的如愿分到了博士楼，就是我们家现在的房子。
做博士后也是同学撺掇的，我有个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张炯先生的博士后，他说你申请吧，咱俩继续做同学。我就按照程序申报材料，当时是3月份，一切顺利。大概到了五六月份吧，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文学所博管办的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不能录取。我才意识到在申报过程中，我的生日过了，社科院规定博士后进站年龄是40周岁以下。人很奇怪，因为产生了做博士后的念头，我就不肯轻易放弃了。于是我鼓足勇气给张炯先生打了个电话，表达了我想跟着他做研究的强烈愿望。张老师平淡地说，他知道了。我以为自己没戏了。过了一段时间，博管办通知我填申报表、准备研究选题、到北京面试。进站之后，博管办的老师告诉我是张炯先生坚持特事特办，给了我破格录取的机会。我问先生为什么帮我，他说我从一个煤炭系统的中学教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我的人生阅历丰富、求知欲望强，也能坚持，对文学、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应该更加深刻，他希望我在文学研究领域能有一些成就。再者，我已经40岁了，他不带我，我大概真的以后没有机会了。我成了张炯老师的关门弟子，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如师如父。张炯先生今年90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季风：评论家雷达留下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他用自己的文学评论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意义。您还能记得起自己和授业恩师最难忘的事吗？
李清霞：雷达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很敬重的恩师。2015年，我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传记《雷达：经得起批评的评论家》，雷老师看了还蛮高兴的。雷达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毕业论文写作，他认为文学评论也是创作，评论是写给人看的，要有理性的激情与思辨。那是2005年年底，雷老师到兰州大学检查毕业论文写作情况，我当时写了五万字，兴冲冲地打印好交给老师。恰逢雷老师在外地有个会议，就嘱咐我们在学校里写论文，他回来要讨论。雷老师前脚刚走，我连夜坐火车就回了西安。过了几天，雷老师在电话中大发雷霆，命我迅速回兰州，论文写成那样还跑回家。我麻溜地买票连夜回了兰州，第二天一早出现在他面前。他把我的论文批评得体无完肤，说我通篇都在掉书袋，卖弄新概念、新理论，没有对作家和作品认真分析与解读。雷老师甚至气得笑出声说，我的论文他都读不懂，这样写了给谁看。那些年学院派的批评很流行，我觉得那样很高深，所以才学着写的。后来这五万字我保留了五千字，将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紧密结合，注重论文的可读性和结构完整性，语言也力求丰富灵动。在雷达老师的指导下，我的论文顺利通过外审，得到了三个优秀、两个良好。雷老师的学术训练使我受益终身。印象中他只冲我发过那一次火，但也彻底改掉了我在学术上投机取巧的坏毛病。
季风：您老家是在蓝田，却从小跟着父母生活在铜川煤矿的家属院里，能否介绍一下您童年、青年时代的生活？
李清霞：我父亲是蓝田人，但我从小是在铜川矿务局徐家沟煤矿长大的，1983年还在蓝田老家的玉山中学补习过一段时间。记忆中在1982年秋天，妈妈带我去铜川市区配眼镜，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城市这种繁华地方。我童年、少年时代的活动范围就是徐家沟矿和鸭口矿及周边的山村、坡地，一个煤矿就是一个小社会，学校、医院、食堂、商店、俱乐部等一应设施俱全，早、中、晚放3次广播，早上广播里响起的《东方红》的歌声，就是学生们起床的“钟声”。煤矿最繁华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周末或假期，父亲就会带上我们几个孩子上山挖药材、挖野菜、捡玉米、捡核桃、打酸枣，有时我也会和哥哥们去石矸山捡煤块，或者带着妹妹到处跑着玩。
7岁以前，我家曾住在鸭口矿，位置就在今天的路遥纪念馆，即《平凡的世界》诞生地，因为路遥曾经到鸭口矿井下体验生活，孙少平走过的铁路就是煤炭专用线，是我上学放学时常走的路。路遥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很真实，他如果在小说中写铁路边有座茅草房，那就一定有，读者大可以按图索骥去找到。铁路边有一小片蓖麻地，蓖麻含油量高，我们用小木棍或者铁丝把蓖麻子穿起来，用火柴一点就着，还“噼啪噼啪”地响。
17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铜川市第一中学补习，第二年考上大学，便只在寒暑假才回家里看看。前几年徐家沟矿破产，父母亲也相继过世，家乡便彻底成为了故乡。
季风：生活的艰辛销蚀着少年的激情与梦想，柴米油盐也难免枯燥乏味，孩子最终成为家庭的希望与夫妻之间的纽带。您如何看待并认真经营自己的婚姻、家庭？
李清霞：我应朋友之约，也写过这样的生活随感。年轻时大家住在单位的筒子楼里，生活虽然艰辛但很甜蜜。我们院子里有棵梨树，大家春天坐在树下吃饭聊天，夏夜坐在树下乘凉，谈着各自奋斗的经历。隔壁住着一位男士，总是说起自己的高中语文老师。月色很好的某个夜晚，他看着天上的繁星说：你们知道吗？我的语文老师当时19岁，是我们班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后来日子好了，很多夫妻的感情反倒淡了，却谁都不肯离婚。否定了共同奋斗的那个她（他），不就是否定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吗？
季风：你怎么看待女性的写作？当代作家中您最欣赏哪些女性作家？您觉得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最关键的点是要突破什么？
李清霞：您说的女性写作是指女性主义写作吗？我写过关于女性主义写作和私语化写作的论文。当代女性作家中，我欣赏张洁、林白和翟永明，不仅喜欢她们的作品，还喜欢她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我觉得女性作家或者说女性主义作家应该突破理论的束缚，不要被观念所左右。两性不是对立的，我理解的两性关系是互补的，男女之间应该相互成就。女性作家摆脱不了女性主义的桎梏，就很难实现艺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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