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
草根出身的刘邦，基本盘就是同样出自草根的沛县老乡们，而这些人在贵族项羽的圈子看来根本不入流；出自底层的朱元璋，骨干力量就是同出淮西的老伙计们。刘秀身为地主、太学生，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也出自这个圈子；李渊父子作为关陇世家一份子，因而很容易团结、吸引那些南北朝勋贵。
在开国过程中，老乡、圈子是最可靠、最能依仗的资源，但到了治国阶段，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首先，开国过程中，充盈着生死存亡之机，信息瞬息万变，除了需要武人，还需要精通阴谋与诡道的智囊，以应对紧急难题；而在治国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有规可循，更需要能解决事务性问题的职业官员。
其次，打天下阶段，比的是拳头与策略，可以侧重依仗某个地域性集团与群体；但在治理天下时，想要把国家拧成一股绳，必须尽量开放政权，让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精英都获得参政的机会，这样才能实现团结与稳定。
也许说起来显得势利，但从历史表现来看，出自不同阶层、圈子的开国群体，面对这种阶段性差异需求，适应性天差地别。
从能力特点来看，饱受关陇集团教育的李靖、长孙无忌，都像李世民一样既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他们既能应对瞬息万变的紧急状况，也能处理事务性的工作。与他们相比，草根豪杰大多缺少系统教育、侧重在实践中学习，创业过程中形成的悍勇、狡诈等素质，在治国阶段并不受欢迎，甚至还是现实威胁。
高俭
就政治素养而言，诸如北齐皇室后裔高士廉、南陈皇族陈叔达之辈，对于如何处理君臣关系、避免僭越忤逆，一定比李善长、蓝玉更懂得分寸；那些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豪族、勋贵，当面临财富、权势的诱惑时，往往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帝王红线所在；长孙无忌能与集团外的魏征和谐共处，而李善长则视淮西之外的刘基为敌。
一句话，无论是知识、能力的构成，还是对权力、富贵的认知，不同的开国群体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开国功臣无法处理角色转换、难以顺应阶段性需求的转变，甚至对政权带来了隐患时，自然很容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了。
虽然有个体性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上述一般性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胡惟庸，就是典型的“作死”案例。
朱元璋的大部分功臣，都是出自淮西地区的同乡。其中，文以李善长为首，武以徐达为尊；特别是李善长，被朱元璋赞为可以比肩萧何的存在，所以也当之无愧地被列为功臣之首。
在长期的共患难过程中，李善长与朱元璋形成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结成了儿女亲家；同时，他在淮西功勋集团中也拥有很高的威望，被视为“淮西功臣集团领袖”。
而胡惟庸，则是李善长的心腹，两人也结为姻亲；在李善长的关照与提携下，胡惟庸在朱元璋集团中可谓如鱼得水、官运亨通。
朱元璋
然而，万事皆有两面性。“淮西功勋集团”这种事物，在开国阶段自然能提供高度凝聚力、战斗力；但随着天下平定、朱元璋的事业进入到新阶段，这种小团体若不及时自我改变，很容易沦为历史发展的障碍。
比如，李善长乡土观念极重，这种性格促使他为朱元璋殚精竭虑，但同时也养成了他处处维护淮西老乡的思维定势。随着明朝统一天下，政权必须向海内所有精英敞开，李善长却顽固地维护者淮西小圈子的利益，凭借自己的功劳、地位凌驾于百官之上，处心积虑打压以杨宪、刘基为代表的非淮西系大臣。
这种有着明显结党性质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警惕。洪武四年（1371年），他勒令李善长告老还乡。因为刘基也刻意退居二线，两年后，李善长苦心培养许久的胡惟庸成功上位，成了淮西集团的新领袖。
胡惟庸
然而，在嚣张跋扈这方面，胡惟庸可谓青出于蓝，他对朝政独断专行，涉及到朝廷大员的升迁乃至生死，他都敢擅自做主；官员们递交的奏章，他竟敢率先拆阅，所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都被扣下；他公开拉帮结派，很多淮系集团之外的大臣也被其守归麾下。
面对这种情况，别说是朱元璋，就算换成以大肚能容而被受称道的李世民，想必也不会听之任之。但所谓“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为了让淮西集团心服口服，为了获取天下人的舆论支持，朱元璋对胡惟庸的跋扈生生忍耐了六七年，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9月，才以胡惟庸轻慢占城贡使为由头，以“蒙蔽欺君”之罪，将其关进大狱；下一年初，随着御史中丞涂节提交告发书，朱元璋很快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被牵连而死则1万多人。
《明史》称：“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但这并不重要，十年后，朱元璋再次以胡惟庸案为借口穷追猛打，包括李善长全家在内（除了朱元璋的女婿）的3万多人丢了性命。同时，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一职趁机被废除，明朝的皇权空前强化。
这么看来，朱元璋确实像是在替儿子拔刺，只不过力道过猛，以至于把棘杖本身也整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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