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考证，这种招生方式起源于上世纪初。一战结束后，美国涌现新一波移民浪潮，也激起美国社会又一波反移民情绪。当时，来自爱尔兰、德国和东欧等地的大量天主教徒移民，以及来自美国西部、中西部或下层家庭的学生涌入传统上由富裕新教徒主导的美国精英大学。其中，学术成绩优异的犹太学生数量增加尤其迅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学生已占据哈佛学生总数的21%，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总数的近40%。
为了限制犹太学生，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在内的多数美国精英大学开始优先考虑包括出生地、家庭背景、运动能力、个性在内的“主观素质”，而非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这种“传统”做法延续至今，给富有和白人申请学生带来巨大优势。因为历史上，美国精英大学基本都是白人为主的大学。
杜克大学等美国高校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哈佛在招生中为四类学生提供特殊待遇：运动员、校友子女、捐助者子女以及教职员工。2014至2019年间，被哈佛录取的白人学生超过43%属于以上类别。
此外，体育成绩“加权”也越来越被质疑为偏好富有白人学生。据统计，常春藤盟校中，65%的校队运动员是白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要想在帆船、高尔夫、水球等典型的常春藤盟校运动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和参加校际比赛，需要家庭有财力长期支付教练、夏令营、各种赛事和装备费用。
凡此种种，使得美国精英大学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畸高。经济学家拉杰·切蒂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来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学生，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几率是贫困家庭学生的77倍。就此而言，精英大学的传承招生，实际也成为财富的一种重要代际转移形式。甚至有批评人士尖锐地说：“美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少数受过精英教育的人通婚，送孩子去同一所私立学校，搬到同样富裕的社区，并代代相传不成比例的经济和文化权力，成为精英婆罗门阶级。”这显然与美国长期标榜的平等主义理想相违。
更多名校倾向取消特权
在教育问题上，美国高校和各州既接受联邦法律约束，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早在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前，从上世纪90年代迄今，有9个州都立法禁止州立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近年，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内，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取消了优先校友子女的“传承招生”。明星富豪为子女进入名校，贿赂教练或伪造运动证书的丑闻发生后，高校的“贵族体育”也受到更多审视。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认为，美国高校招生形势近年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学校排名在“消亡”，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视程度降低，种族因素不再列入招生考量。未来十年内，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将会有很多实验”。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倾向是，近年，许多美国高校在尝试以阶层偏好取代族裔偏好，优先考虑录取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申请学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开发了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劣势量表”，为申请学生评估“逆境分数”，再结合平时成绩、考试成绩、推荐信等综合录取。这种做法，使这所医学院成为美国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医学院之一。
今年春天，马萨诸塞州还有州议员提出议案，向给予校友和捐助者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哈佛等6所“富裕大学”征税，并将征税所得通过信托基金用于资助较贫穷的社区大学。
总体上，重视学生的“逆境分数”或者说在各种人生逆境中展现的个人品性；扩大录取学生的地理位置、经济阶层和种族背景的多样性，是美国许多精英大学的共同倾向。
两百年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流动性最强大的引擎。但21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却更加分层，美国领导层的名校背景也越来越集中和突出，这本身就是美国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趋势的反映。
2008年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发生后，信息化时代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产阶层的萎缩，连同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铁锈带白人蓝领的悲歌，扣动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心弦，成为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推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美国历史上有深厚土壤的平等主义理想受到更多推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教育，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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