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服丧三年对于资历与的提高具有巨大感召力，比如三国里的袁绍，他20岁时出任濮阳县长，因母亲病故服丧三年，接着又想起父亲去世时自己年纪还小，三年之丧还欠着，要赶紧补。这六年的服丧时期，给他积累了巨大的声望，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两汉和三国时期，对这忠孝很看重，有事着巨大的感召力，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比如孙权当皇帝后，下过一道诏书说：太平盛世理应守三年之丧，但现在不是盛世啊，所以既然当了官，爸妈去世就别回家了，腰里系根麻绳接着处理公务就好了。但也有坚持要守丧三年的，有人叫孟宗的就如此，孙权要处死他，而陆逊出面为孟宗求情。孙权也只好同意罪减一级。
两晋南北朝，守丧三年基本上就算是确定了，南渡以后 没有能力统一天下，只好把以孝治天下鼓吹得格外响亮，皇帝带头守三年之丧，官员守丧的风气也格外兴盛。总之，一个行为既然已经被赋予了神圣性，它实际作用就根本不重要了。失去了本身的价值所在。
唐宋以后，朝廷对丁忧的态度，和汉朝形成了鲜明对照。唐宋以后，儒家思想日臻完善，也越来越僵化，丁忧制度就严密了，两宋以后愈发强调“三年之丧”这个蠢规矩。还有一个更龌龊的原因：官场资源僧多粥少，借着丁忧，可以趁机要求一批人给另一批人腾位子。两宋以后官僚系统不断膨胀。尤其是有了科举制度这样稳定的选官体系之后，也就意味着每隔几年就会产生一批有资格当官的人，你去守丧，空出来的岗位我可以安排给其他人。
但有意思的是，三年丁忧对文官要求苛刻，对武将则宽大为怀。到了明代，甚至明确规定，不许武臣丁忧的局面。一方面默认对武将的道德要求低，可以比对文臣低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官员过剩的情况也仅存在于文官队伍里，武将前线打仗，突然指挥官要去守丧，想想都不可能。引起的麻烦要大得多。朱元璋之所以明文规定不许武将守制，担心他们以丁忧守丧为名，逃避战事。实际上在明代，医官、外交人员、各地方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职事官，这些工作具体，高度依赖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岗位，实际上也都不提倡丁忧。
对于满清两代的官员，丁忧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第一就是守丧期间，在职官员的权力你是没有了，但行政级别还在，待遇也还在。第二就是你丁忧别人也要丁忧，一视同仁。所以，丁忧守制，成了大家都勉强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官员丁忧之后，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老老实实守丧三年。这意味着原来积累的一些资源可能会丧失。第二种是“匿丧”，就是隐瞒丧事继续当官。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规避第一种选择的损失，坏处则是一旦被揭发，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明清两代，隐瞒父母丧事的，一律罢职为民，后改为充军。第三就是皇帝夺情。
官员最希望的是皇帝出面“夺情“。皇帝不希望该官员离开岗位，会下诏要求他继续工作，这被称为“夺服”或者“夺情”“夺情起复”。意思是因为对皇帝的忠，不得不剥夺对父母的孝。说起来是“夺”，其实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礼了。这是皇帝挽留你继续工作，现在比起匿丧，夺情不但有面子，还赢了里子。
所以夺情实际上是一种待遇，唐代名臣如房玄龄、张九龄等人，都是夺情起复的典型代表。但也有不愿意夺情的，北宋名相富弼，母亲去世后，皇帝五次请他坚守岗位，富弼说，现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须的。富弼的做法，给后世宋朝士人树立起一个标杆，有的大臣们想留在岗位上不丁忧的时候，反对派们就会跳出来举富弼为例，说你凭啥不走？你能力比富弼强？明代最著名的夺情就是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了。这里面即有张居正的主动，也有皇帝的要求，几经博弈最后，张居正成功夺情，但因为次此事搞的很被动。待张居正死后，也成为一大罪状。
总之，封建时代的丁忧三年，是个很矫情的事情，属于道德绑架。也是儒家思想僵化的一个体现。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塌。丁忧也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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