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是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戊午科进士科考试，主考官还是高锴。考前为了防止出现有人请托，高锴还特地嘱咐下人不得随意接收信笺。而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亲笔信，穿上一身紫袍，前来求见。紫袍乃三品以上官员服装，估计是这身行头吓住了门房，裴思谦得以见到高锴。
时隔一年，高锴看来是已经不认得裴思谦了。裴思谦大声说：“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这里的“军容”指的是观军容使仇士良。除了最初几年，唐代科举并无秀才这一等级，但“秀才”一词常被用作顶尖人才的美称。裴思谦的意思是要求定他为状元。高锴为难，说状元已经内定（从这句来看，唐朝科举有时候真是功夫在考场外），其他事好商量。裴思谦坚决要求按照仇士良的意思办。高锴无奈，最后说，那我好歹得见到裴学士本人再说。裴思谦得意地答道，我就是。高锴不得不遵从了宦官的要求。
李商隐也遭遇过这种“盘外功夫”。《李义山文集》卷十记载：“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与陶进士书》）李商隐多次参加科举皆不能登第，而恩公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轻飘飘一句话就能让他得偿所愿。主考官夏锴主动询问令狐绹想让谁上，可见那时请托之风之明目张胆。
李商隐像。
除了少数有背景、有靠山的人之外，大多数考生要想获得青睐，自然只有靠才华吃饭。不过才华也能帮助考生在考前就获得青睐甚至内定，杜牧就是一个典型。《唐才子传》卷六记载：“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 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为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此时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轻的杜牧来参加科举，主考官为崔郾，而此时的杜牧已经因为一篇《阿房宫赋》驰誉天下。太学博士吴武陵竭力推荐杜牧为状元，并为崔郾朗诵《阿房宫赋》，崔郾十分赞赏，但表示状元已有人选，吴武陵又求为第五名，最后直接表示，假如再不应允，那么就把文章还给人家，言辞非常激烈。崔郾表示，他犹豫是因为听说杜牧此人性格疏阔，不拘细节，但既然举荐人如此坚决，自己自然从命。于是杜牧高中进士。
正因为名气如此重要，考生们会在考前遍访京城权贵，送上自己的文集，希望以文采打动这些人，为自己营造名誉。这就叫“行卷”。临考前，怕人家忘了自己，还要再送一次，称为“温卷”。这些活动是公开的。
甚至政府后来也插上一脚，至少在天宝时期，礼部主考官会要求考生们在考前缴纳文集，称为“纳省卷”，这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国子监助教温庭筠曾经写过一篇《榜国子监》：“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仍请申堂，并榜礼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可见省卷中的优秀作品还会榜示给大家，以示乡贡之公正无私。
有些著名诗句其实就是考生干谒主考官时的作品，例如唐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乍看起来是歌咏新娘子，实际上是干谒诗，以新娘子见公婆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表达自己面临考试时的内心感受。关于行卷、温卷的内容，可以参看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干谒的同时，自然也会伴随着行贿与受贿的暗箱操作。科举制兴起不久，在唐高宗龙朔年间这种案件就已经出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记载：“董思恭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封氏闻见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件事：“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册府元龟》记载这件事时直接说董思恭“预卖策问受赃”，换句话说就是做了权钱交易。这是有明文记载的唐代第一场科考舞弊案。董思恭为此被流放梧州。
干谒之时，除了举子贿赂考官，有时还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达官贵人给年轻的举子们赠送钱财，有时闹出一些不愉快也必须忍着。这是为什么？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何为“打秋风”？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记载：“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厌恶鄙视）不辞。”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说，唐代举子“行卷以求知己，虽然主要是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借此打抽丰（打秋风），即敛财的”。
《幽闲鼓吹》记载：“丞相牛公（牛僧孺）应举，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年轻的牛僧孺曾经干谒大臣于頔。但是于頔并没有重视他，把他当作一般的宾客对待。牛僧孺愤然离去。他走后，于頔问手下给牛僧孺送了多少钱，手下答曰五百钱；又问牛可曾接受，手下答“掷之于庭而去”。于頔觉得事情不妥，立刻令手下携带五百匹绢和一封书信去追牛僧孺。但是牛僧孺信都未拆开，便扬长而去。于頔内心颇感不安。
按理说，位高权重的于頔应该不会在意一个年轻贡生的态度，那么为什么要派人追赶弥补？原因是这些年轻的考生未来一定有人得登高第，成为政坛栋梁，人人都有后代，人人都需要留后路。考生虽然年少，但不可轻慢，也许面前此人未来掌权呢？如今得罪了他，未来会不会累及自家子弟？所以，给年轻考生们赠送钱财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是在编织一张人脉关系网，为自己的后代留出路。
下面一个故事可谓典型。《唐语林》卷六记载：“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州牧；赠布帛数端。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并却其礼，李公不悦。妻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粗人，何以当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从之。”
李吉甫任信州刺史时，当地举子吴武陵赴长安应考，途经信州，求李吉甫给盘缠，李只给了几匹布帛，吴武陵觉得是在打发要饭的，回信责备李吉甫，李颇恼怒。此时其夫人劝告说：“咱家孩子未来也要留出路，为何要得罪举子呢？”于是补送了二百斛米。
李吉甫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元和二年（807），李吉甫任宰相时，礼部侍郎崔邠来向他汇报今年科举中榜名单，一共27人，李吉甫问：“吴武陵及第否？”结果崔邠会错了意，以为这是宰相要照顾的人选，好在此时名单还在袖子里，于是把本已落第的吴武陵临时加了上去。李吉甫很不高兴地说：吴武陵是个粗陋之人，怎能录取？崔邠回答：德行不了解，文笔还不错，名已上榜，不能更改。李吉甫只能作罢。时也命也，吴武陵竟然靠这样的奇特机遇一举登第。
这些故事展现出这样一种场景：科举场是个人情循环网，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中人情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得为子弟留后路，虽然举子们干谒时有求于达官贵人，但达官贵人也要留后手，不敢轻易慢待这些年轻人。
当然，也有地方官是出于善意帮助举子们的。陶易《唐代举子打秋风》一文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少地方官员常会主动资助举子，《唐摭言》中载有多例。江西节度使钟传虽然出身行伍，他却能礼遇乡贡三十年，每年送举子赴考，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还赠给礼物与柴米，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每人十万。欧阳澥参加科考近二十年而不中，流寓汉南（今湖北宜城市），襄阳节度使刘巨荣‘待以厚礼，首荐（解元）之外，资以千余缗（一千文为一缗）’。晚唐诗人卢延让向侍御史吴融行卷，吴向荆州节度使成汭推荐卢延让，‘由是大获举粮’。再如荆南州（今湖北荆州市）的举子多年没有及第登科的，号为‘天荒解’，宣宗时刘蜕从荆南取解，一举中第，节度使崔铉奖励刘蜕‘破天荒钱’七十万。如果各地官员都仿效之，唐代举子也就没有打秋风的必要了。”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门阀贵族的终结
制科考试与常科考试不一样，参加者有进士，也有白衣百姓。比如盛唐时期的高适，“耻预常科”，直接参加了“有道科”的制举考试而中选。只不过这样成功的概率比较小。
有的人，实在是有某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科举。比如李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谐音，所以李贺终其一生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在《讳辩》一文中为李贺鸣冤：如果因父亲名为“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那假如父亲名为“仁”，难道儿子终生不能为人吗？
韩愈像。
李白也无法参加科举，因为他的父亲李客是一名商人。《唐六典》卷三记载：“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所以他根本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又是入赘前任宰相家，又是请托玉真公主，他只有走这些路线才有可能当官。
唐代科举每次取士30人左右，录取比例大概在2%，整个唐代进士也不过七八千人，所以能够高中者堪称人中龙凤。到了以“养士”闻名的宋代，为了笼络天下读书人，科举取士的比例大幅提高。宋太祖在位17年，共录取进士188名；而宋太宗格外“积极”，在位21年，举行了8次进士考试，一共录取1 487名，差不多每次186名；到了宋仁宗时，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又大幅增加至350人左右。因此，宋代出现了严重的人才过剩和官民比例失调等弊端。
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原本共十卷，记载了唐代278位（附传120位）才子的事迹，其中绝大多数与科举密切相关。对于无法参加科举的女性，辛文房也有名单记录，除了耳熟能详的李季兰、薛涛、鱼玄机之外，他还列举了一份名单：“刘媛、刘云、鲍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缊、崔公达、张窈窕、程长文、梁琼、廉氏、姚月华、裴羽仙、刘瑶、常浩、葛鸦儿、崔莺莺、谭意哥、户部侍郎吉中孚妻张夫人、鲍参军妻文姬、杜羔妻赵氏（《南部新书》记载为‘刘氏’）、张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或望幸离宫，伤宠后掖；或以从军万里，断绝音耗；或祗役连年，迢遥风水；或为宕子妻，或为商人妇。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鸟将谢，宾鸿来届；捣锦石之流黄，织回文于缃绮，魂梦飞远，关山到难。当此时也，濡毫命素，写怨书怀，一语一联，俱堪堕泪。”对于政治人物，例如上官婉儿、宋氏姐妹等，他可能认为不适合列入。另外，崔莺莺等见于笔记小说，不见得确有其人。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以往人们都很重视科举制对门阀政治基础产生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变化。但唐代科举制度漏洞远多于后世，尤其不糊名，导致人情、威权、金钱等都能左右科举考试的结果，很难说是一种完全公平的制度——达官贵人子弟肯定受照顾更多。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门阀贵族在科举制刚兴起时的确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家大业大，家族整体文化水平高，所以很快适应了科举考试，可以说比一般的庶族子弟更适应科举。自古以来，“教育公平”更多指向的是“全民普遍受教育的权利”，而受教育者的顶级阶层永远和上层社会有很大重叠。科举制的出现的确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论可能，也大大促进了隋唐民间教育的发展，但传统的世家大族在经历了初期的震动之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入仕渠道。比如，高度推崇门荫入仕的李德裕就回忆祖父曾不屑于科举考试，但为了家族利益，参与科举并一举中第。“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新唐书·选举志》）他的家族就是贵胄赵郡李氏。另一个大家族清河崔氏入仕共计287人，根据夏炎《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统计，入仕途径有确切记载的84人——其中18人为门荫入仕，66人为科举入仕。唐后期科举场上有个现象，就是弘农杨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家族中举率极高，除了因为这些家族重视教育、人脉广，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家族日常教育里就有各种独到的应试技巧的培养。加上那时科举考试不糊名，可操作空间就更大了，所以科举制对于贵胄门阀的冲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多种原因促成了门阀贵族的终结。虽然门阀贵族在科举考试中比寒门子弟更有优势，但科举考试毕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考场上，以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比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魏晋南北朝，总算有进步，因为彼时寒门子弟连入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另外，与科举配套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利于瓦解门阀大族的社会基础。即便是主簿、县尉那样的底层文官，也必须离开本乡本土，宦游几百上千里，因此门阀子弟无法像唐朝以前那样依靠家族在本乡本土的势力。而且为了考试方便，为了干谒权贵，门阀子弟被迫搬家去往靠近两京的州县，导致门阀子弟与家族传统地盘之间的联系被割裂，权贵家族的力量遭到弱化。晚唐，黄巢转战全国，杀了无数贵胄，“天街踏尽公卿骨”，对于本来就逐渐式微的门阀贵族来说，自然是更沉重的打击。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政治了。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于赓哲；摘编：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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