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 河南经常被定性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核心
从古老的商周时代起，河南就是钦定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心，因而多次成为最高朝廷的根据地。当地人均口含金汤匙出生，自带鄙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文化基因。只要定期获得似有似无的伟大捷报，就可以把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维持下去。特别是距离不够远又存在明显差异的闽、蜀等省份，始终会被打成歧视链的绝对底层。
根据宋人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当时普遍流传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歧视性言论。尽管有蜀地出身的苏轼对此不以为然，称古书上说立贤不应计较出身地，依然被刘安世反怼为“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尽管其说辞明显属于无理诡辩，却驳得苏大文豪竟哑口无言。
即便是苏轼 都会因出生而遭地域歧视
当然，宋朝人对闽蜀两地的刻板印象，确实相当形象且恶毒。丝毫不亚于今人谈及甘肃就想到骆驼、说起内蒙便以为人人都要骑马，而云南土著会坐大象出行，甚至是广东人爱吃吃福建邻居......
但我们通过王得臣《麈史》卷下的《风俗》、洪迈写的《夷坚志》卷二三《黄谷蛊毒》，以及蔡條的《铁围山丛谈》，都能看到有关闽、蜀两地毒蛊风俗盛行的记载。
在宋朝的正统论中 河南无疑有足够底气摸黑蜀闽两地
除耸人听闻的毒蛊外，闽、蜀还被正统论者认为“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但不要认为这在重文抑武就会被视为良民，恰恰相反，宋朝早期的核心成员都来自北方武人门第。相比之下，南方人更精于做题、修佛，但也容易在长期和平中发扬光大。
更何况闽、蜀二地的土著十分热衷抱团。仅以四面环山的巴蜀为例，虽被宋朝人为划分成川、陕、四路，彼此间还能保持相互认同。这就加深了北方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北宋时期的巴蜀虽被分为四路 但彼此间有较强认同
山川异域，濮越同天
先秦时期的百越族群分布图
另一方面，中原观察家把相隔千里的闽、蜀二地构想为同类，也绝非是任由刻板印象导致的恶意归类。因为的确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地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或文化层面的渊源。
比如南宋人孙奕写的《示儿编》，就记载有某位福建士子在考试中，居然将“何”“高”二字用于押韵的趣事。对此，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表示，大可不必嘲笑福建做题家。殊不知蜀地大文豪苏辙，也在《文集》第一卷严碑长韵“磨讹高豪何曹荷戈”。可见，在中原正统视角中，闽、蜀两地乡音与官话雅言迥异，而且相互间倒是近似。至于当代的学者程民生、刘晓南等，都分别考证宋朝闽、蜀两地在民俗、方言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
脱脱的《宋史 地理志》就把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了一起
此外，还有更为先进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四川、福建两地居民在染色体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甚至有相同特征，在看似遥远的傣族群体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又恰好与古代文献的记载暗合。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永昌（今云南保山）有“闽濮……之民”。显然，闽在汉朝还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代表着一个广泛族群。既然云南距离福建如此遥远，还能有闽人生活，那么临近的巴蜀自然更不在话下。同样还是这等文献，记载过两晋时期的僚人入蜀事件，还比较贴心的补充称僚、闽都属于百越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与今日四川相连的云南，同样能被贴上做题、佛系与养蛊等标签。苏辙的傻傻分不清“磨讹高豪何曹荷戈”，一样在当地少数民族口音中有着近似韵母。不出意外，宋朝时期的福建、四川乃至更多南方省份间，还保留着源于百越先民的共同血脉和文化遗存。
古代的巴蜀（左）与近现代的闽台粤赣（右）
都存在源自濮越先民的二次葬风俗
既然不同地区存有各自特色，那就必然招来中原正统的异样眼光。北宋福建人宋庄绰所写的《鸡肋编》，便提及两浙地区的妇人都追求物质享受，反而以自力更生为耻。如果屌丝丈夫无法满足其贪欲，就任其公开与有钱人私通，被形象的称为“贴夫”。当地人即使是父子、朋友，也会互称畜生，而且会给子孙呼父祖名。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位杭州保安，大概率也会被正统者视为不守礼法的异类。
同时，还有年代更早的《太平寰宇记》称巴蜀荣州的百姓“姓名颠倒，不知礼法”。另有两广的南仪州，每月中旬都有年轻男女以笛声为暗号约会。往往嬉戏到二更后开始野合，直至天亮才散去。
两浙男子的贴夫行径 可能受南唐后主的事迹启发
朱熹也回忆自己在闽地任职时，发现当地自古以来就没有婚姻仪式。一般给不起聘礼的穷苦人家，“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而且长幼无序，擅自杀牛，私贩私盐！
这些因素拼凑在一起，就对后来成书的《宋史》造成很大影响。其内容往往对北方各地的评价为中性或褒义，而对南方各地的风评却是惨不忍睹。如江南“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两浙“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广南“民性轻悍”“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荆楚“好争讼”。而同样是耿直的特性，在位于北方的河北则表述为“气勇尚义……习尚战斗”。
在正统文人的笔下 南方各省往往是鄙视对象
家暴巴蜀
宋朝时期的成都城市复原
长此以往，那些针对闽、蜀两地的差评，更是被上升到敌我矛盾程度。在许多高举正统大旗的宋朝高雅人士看来，“川藞直”总是朝堂外的叛乱暴徒，而“福建子”多为朝堂内的两面奸人。应该通过社会文化层面的回炉重造，消除其离心力，维持普天之下的安静和睦。
这样的担心或许是所言不虚。公元966年，北宋军队全面进攻后蜀国，只用3个月就完成特别军事行动。虽然将本地权贵迁往京都，给予笼络性质的优待待遇。但战火平息不到3个月时间，就由于分赃不均和腐败压榨而闹出大新闻。不仅引起投降的前蜀军哗变，连负责监视他们的北宋驻军都跟着一起闹事，乃至部分兵士在被调离巴蜀的途中再叛。
王小波、李顺起义不仅用均贫富满足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
也用蜀帝遗孤与李冰信仰唤起人们的乡土情怀
在叛乱平息后，宋朝开始对本地展开极其丧病的巧取豪夺，用10年就将过去非常充盈的府库给彻底清空。结果便是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又一场大规模起义。公元993年，他们分别打出均贫富、后蜀孟氏遗孤和李冰信仰这三面义旗，让苦宋旧矣的民众再度集结，发起轰轰烈烈了的农民起义。虽然注定数百，还是让为所欲为的流官们忌惮了很久。
宋太宗曾无奈提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仅仅到公元1000年，驻扎四川的宋军又因不堪上级压迫而发动叛乱，拥立原益州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为帝，建国“大蜀”。相比前两次同类事件来说，这场兵变的时间较短、波及范围小，但依旧让朝廷心有余悸，闹的士人一直不太愿意赴蜀为官。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好戏 其实还有一个四川版本
于是，直到南宋时期的《成都文类》，还把蜀人描绘成“奸讹易动”形象。特别是卷二十二《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形容当地人“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宋初大臣张咏的《张乘崖集》，则称其“多犷敖骜而奸豪生 , 因庞杂而礼义蠹”。
鉴于巴蜀本地的反反复复暴乱，以及数次将驻军都拖入其中的恶劣情节，宋朝统治者务必寄出更多严刑峻法。在当时的川陕四路，就出现了“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 民有轻犯则移乡, 甚者或配徙内地, 终身不复还”的情况。此外，还要设置了大量寨堡，一面防范西夏、女真南下，一面震慑境内的潜在逆夷。于是，出生河南的宋初工部侍郎梁周翰，将巴蜀描绘为穷山恶水刁民的恶地。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在当地“杖人至死”。赴任益州知州的文彦博也接到朝廷文书，被要求“无贪宽厚之名”。
延续至今的巴蜀李冰信仰 在宋朝时多次成为叛乱者的精神图腾
《张乘崖集》的作者张咏，曾借口自己的府衙原为后蜀皇宫，所以把一系列故国遗迹当成违建缩小或拆除。其真实用意，还不是要消除本地人的历史记忆。他的另一项举措，便是鼓励本土士人外出为官。此前，宋朝曾为防止内部抱团而禁止巴蜀人就地为官。但有了张咏的一通操作，就迅速将社会精英吸收至朝堂内，让他们与留在家乡的底层分离。
更有甚者，如益州知州程琳那样无理取闹，污蔑民众祭祀灌口神李冰的表演是公然造反。先是将组织者逮捕斩首，而后又把全部参与者都发配到内地。哪怕造成“道路或以为冤”的效果，也要宁可错杀一千而不放过一个！
善于坐而论道的士大夫 经常在实务处理中毫不留情
调教闽南
宋朝时期的福州城市复原
相比秉性刚烈的巴蜀，同样亡于宋朝的闽国故地，则多少欠缺几份耿直。由于并没友犯上作乱举动，自然能与死罪绝缘。但只要还能艰难活着，就免不了遭遇各类回炉重造。
比如在佛教领域，宋朝吸取后周老前辈的教训，采取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的对策。原本佛教氛围浓厚的闽地，就成为最重要试验田。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一面把佛教批判一番，一面又巧用辩证法、吸收部分符合礼法的教义，如禁止杀牛、节制欲望。
位于泉州的福建第一大庙 开元寺
其次，一些闽籍士人曾积极参与变法，故而又被中原正统视为叛徒行为。仅在《宋史·奸臣传》的20人大名单中，来自福建的臣子就占了9席。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放大，就能发现这类遭清算者几乎都是南方籍。以至于旧派旗杆兼北方人司马光就曾启奏说：闽人狭险，楚人轻易！言下之意，就是职责闽籍人据高位还要抱团打入内部搞破坏，带坏了整个朝廷的风气！
即便是在其他领域，南北派系间的争斗也从未停止。比如后来留下雕像任群众抽打的秦桧，就因为自己是南方出身，常常与来自北方老官吕颐浩处于竞争关系。后来还提出过“北人归北”的最终解决方案，让出身北方的赵构龙颜不悦。
秦桧的历史悲剧 有相当比重源于本人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方各地的士大夫们并不总是铁板一块。例如出身楚地的王安石，就对闽、蜀二地颇有微词。出身闽地的朱熹，则对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毁誉参半。他一方面指责其重用小人、政策具有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初衷出于善意，否认北宋灭亡应由以蔡京为代表的变法派接班人背锅。
当然，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戏剧性。随着军事对抗加剧，以及北方入关者不断南下，势力范围越来越小的宋庭，也逐渐转变自身对南方的看法。当镇守四川的吴曦自称“蜀王”，选择叛宋投靠金国，并未像先前那样引发朝廷对巴蜀地区的反弹性报复措施。
同为南方出身的王安石与朱熹 就有过相互攻击案例
历史的反转
宋朝的歧视南方人风潮 最终被大举入关的金兵所治愈
到了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有关巴蜀战略重要性的内容在文献中越发增多。但这次叛乱却导致朝廷对武人的打压卷土重来，并引发了日益积贫积弱，最终不敌蒙元的蝴蝶效应。
讽刺的是，在蒙元灭宋的最后时刻，位列“三杰”的文天祥和陆秀夫均出身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南方人士凭借自身的做题天赋，巧妙利用南宋中后期的重文轻武政策实现翻盘。
力保宋朝的文天祥 是后期南方人重新掌权的标志性结果
可惜，这样的高光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蒙古铁蹄踏遍万里河山，南人再度被置于歧视链的最底端。哪怕是高举驱逐胡虏旗帜的明朝，也并不打算替这些南方做题家们出头。相反，朱元璋、朱棣父子还通过推行南北榜、没收土地等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为南方人的做题升官或置地发财路都设置了路障。
只不过放眼整个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似乎才是常态。早在先秦，南方就被视为南蛮不毛之地。到汉末两晋，南方人还会被中原正统蔑称为“貉子”，根本没有做人资格。隋唐时期也是关东、关西子弟继承大统，丝毫看不上南边的“岛夷”之后。即使到了清代，福建还要冒称是“河洛”为自己贴金。结果，南方人彻底逆转歧视链的契机，恐怕还要从辛亥年的武昌枪响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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