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市场主体实际的满意度比指标更重要。为了某些指标项，我们有时候会去引入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我在课堂上会提到一些条款，我称之为“营商环境条款”，有些条文很好，有些条文在实践中效果不好，怎么办？我认为还是要实事求是。即使是一些外企，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前可能会更关注指标，但进入以后，如果碰到相应的问题，相信还是会更注重实际的感受。当然像这样的问题也不是非常多，有一些还是可以相容和协调的。
观察者网：您在演讲中还提到“法院追求高结案率，一线法官长期处于身心压力过大的状态”的现象，如果综合考虑一线司法资源实际和社会整体需求，“取消或优化结案率考核指标”的对策，是治本之策还是权宜之计？
金可可：为什么要呼吁取消或优化高结案率？因为一定程度上，它是现在“立案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造成“立案难”的因素很多，客观因素是案件过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是造成现在这种程度的立案难，主要原因就是高结案率的压力。举例来说，结案率事实上的排名或考核是各个层级都有的，最高院对高院，高院对中院，中院对基层法院，各院对各法庭，法庭对每一位法官，进行层层结案率排名或考核；这种排名或考核还分各种周期，有月结案率、季度结案率、年度结案率，把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样一来就很糟糕，大家为了自己的结案率不那么难看，就会尽可能把案子挡住，或者只把不太影响结案率的案件放进来，或者为配合结案率的周期，各种各样的奇怪现象层出不穷。
回到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取消或优化结案率考核指标”是治本的，我认为，司法是最不适合做指标化管理的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不应追求任何指标，它的指标应该是把每个案子办好。至于会不会因此而办得太慢，最终影响营商环境？因为有审限制度管着，只要管住审限，要求在审限内把案子办掉，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
实际上，司法工作的好坏，就像我们老师讲课一样，不是简单的外在指标可以看出来的，但要进行指标化管理，没有抓手不行，所以法院系统内部把结案率作为一种管理抓手。当然，这也是一个系统协同问题，要解决的话，还是要靠国家层面的顶层推进。
观察者网：您谈到案件多，相对来说，就是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当下，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节奏特别快，您认为这是司法资源不足的原因吗？是否要借鉴英美法系判例造法的一些做法来应对新情况？
金可可：从绝对来讲，司法资源肯定是不足的，政法系统的编制是严格控制的，要增加的可能性很小，我个人认为，政法编的调配其实也可以做更合理的配置，现在也已经往这个方向去做了，但有的地方还可以更优化。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全国的法院都在强调诉源治理，要从源头要把诉讼减少，以及使用其他多元化的机制化解矛盾，社会矛盾的化解不能只靠法院。另一方面，如果能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还是有提升效率的空间。
至于社会发展速度快，成文法永远滞后于社会发展，虽然是事实，但也不能过度夸大这个问题。因为成文法有个特点，其所制定的法条，虽然无法覆盖未来发生的所有问题，但其在构成要件等方面的表述相对有弹性，可以通过法学方法论、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技术，令其适用于新发生的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只要抓住立法目的，绝大多数情形都能够通过法律的解释来解决适用问题。
如果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现行法律不能解决，这称为“法律漏洞”，当法律漏洞出现时，也有一套成熟的法学方法论上的规则，从现有的法律框架和规则中提取出新的规则，这个新规则提取的任务实际上就交给了法官，有点像英美法系的判决造法，这在大陆法系也是被允许的，只不过它处于一个相对辅助和补充的地位，并且必须遵循严格的方法。
观察者网：整体来说，在当前互联网和数字化浪潮极大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更大变革的前夜，法律系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需要向技术要效率？
金可可：对，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举个例子，以前市场监管部门经常要求当事人亲自到场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有些变更需要全体股东到场，股东们天南海北要赶过来，效率很低。
现在我们的市场监管有一个身份核验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和身份证件上传，很快就能够核实是不是本人，然后在系统上表达意见就好了，这样一来效率确实提升很多。本来法律制度上的问题，现在通过技术轻松化解了，这是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还有疫情期间发挥很大作用的线上立案和线上审判，这都是技术对司法效率的极大提升。
另一方面，我认为技术为司法带来的效率有个限度，技术只能作为工具提供便捷，人工智能绝不能替代人类进行审判。因为对法律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法官对事实的认知、对证据的审查，基于个人亲历性的经验，形成一个心证，作出一个裁判。另外还涉及责任和伦理的问题。ChatGPT目前只是一个语言模型，在上述这些方面是替代不了人的经验和认知。
观察者网：既然法律资源有限，有没有可能借助一些产业和头部企业的力量提高效率？
金可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很多平台企业，实际上容纳了无数的商家和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个互联网上的社会子系统，上面形成了很多自组织和自治规则，原则上，只要这些规则不违反国家的主权，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法律一般都会承认和吸收其自治规则。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保护。相对政府来说，企业是弱势的；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是弱势的；相对于企业来说，有时候员工和消费者是弱势的。法律应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下，更关注弱者权益的保护。
金可可演讲实录：
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的几个难点痛点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法治是最可靠的“定心丸”，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优质土壤。近年来，我国通过颁布实施《民法典》，修改《反垄断法》，逐步形成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主干、各类政策文件为补充、地方条例为支干的保障民营经济的法治体系，成果斐然。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也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一是营商环境优化进入“深水区”，加强系统协同、消除隐性制度性成本迫在眉睫。
以商事登记为例，作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制度，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关键环节，商事登记的便捷化有助于降低民营经济准入成本，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2022年3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不统一、效力不明确的问题，使商事登记制度更加适应市场主体的实践需求，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系统协同方面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条例》的实际效果。兹举两例说明。
问题1：不少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仍作实质审查，导致商事登记的便捷度提升有限。具体表现为登记机关审查、干预当事人提交的章程或合同内容。
例如，有的登记机关要求申请人原则上采用章程示范文本，或要求股权转让合同必须明定价款，或限制商业实践中常见的对价变通支付方式（不少企业为此被迫起草两份章程或合同，一份用于登记备案，另一份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导致了大量的“阴阳合同”），有的登记机关甚至还审查相应资金的来源。
该现象成因有二。首先是对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认识仍有偏差。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7条、第19条的规定，商事登记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确认，即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形式要件的申请应一律予以确认登记，登记机关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不负责（应对此负责的，仅限申请人自己）。但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仍认为商事登记的性质为行政许可，要求工作人员审慎审核申请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这实质上是要求登记机关尽实质审查义务。
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商事登记和其他领域（如行政审判实践、考核制度、税务系统等）系统协调方面的不足：
比如，登记机关之所以对章程、合同内容等进行实质审查，是因为行政审判中，法院未正确区分适用登记的“撤销”和“更正”。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以违法性（包括未尽审查义务）为要件。商事登记作为一种行政确认，登记机关无须对签名或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即使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冒名登记，只要申请材料符合形式要件，且不存在明显可见的虚假迹象，登记行为即符合法律要求、无违法性，不存在撤销事由。受害人应通过民事诉讼确认自己为真正权利人，或以其他方式证明存在材料存在虚假情事，向登记机关主张“更正”登记，本不涉及“撤销”。但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一旦认定申请材料虚假，无论登记机关是否尽到形式审查义务，法院一般都判决撤销登记行为。这就意味着登记机关即使尽到形式审查义务，法院仍认定登记行为违法、登记机关仍需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这与《条例》的规定直接冲突，变相“倒逼”登记机关进行实质审查。更重要的是，登记行为一旦被法院撤销，即计入登记机关的败诉率，工作人员考评受到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受到处罚，这就导致实际操作中，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倾向于作实质审查，以避免可能的追责。
因此，要解决登记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进行实质审查，妨碍商事交易便捷的问题，应作如下改进：（1）行政审判机关应正确理解适用商事登记撤销的法定要件，严格区分登记的“撤销”和“更正”；在材料虚假但登记部门尽到审查义务的情形，即使行政审判机关仍坚持“撤销”登记，判决中应明确登记部门的行为没有违法性与过错，该“撤销”判决不应计入登记部门的败诉率。（2）登记机关内部应建立“尽职免责”的考核制度，对已履行法定职责的工作人员，无论登记最终被撤销还是更正，均不予处罚。
问题2：商事登记公示信息项目设置不完整，代表权限制等重要交易信息查询成本过高，影响交易便捷、安全
按《公司法》第16、37、46条规定，公司在对外提供担保等情形，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就某些行为需经股东会抑或董事会决议，方有代表权），而是否受到限制，需查看公司章程。按照《民法典》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一个合同虽由法定代表人签署，但若其代表权受限，合同效力就可能受影响。而登记实践中，公司章程属于内档，普通交易主体无权查询，只有公检法或律师才有权查询。这就导致商事主体在与他方签订合同前，须先委托律师查询公司章程，否则将承担合同不生效的风险，徒增交易成本。为解决这一系统协同问题，可以参考境外先进经验，将代表权的授予、消灭及限制等直接影响相对人交易决定的信息，均作为法定登记事项，纳入企业公示信息，允许任何交易主体直接查询。
二是进一步明确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具体标准，规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及时维护涉诉民企合法权益。所谓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是指民商事诉讼一旦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法院就应裁定不予受理、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或法院刑事审判部门。一旦民商事纠纷被移送刑事处理，民营企业诉讼维权就变得遥遥无期，无法及时解决纠纷、回收资金，最终无法专心投入生产经营，甚至因此被拖垮、倒闭；有时，即使刑事案件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但转回民事程序时，相对方可能已转移财产，造成“执行难”等问题。
正因如此，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本应严格限制适用，但实践中却存在如下问题：① 就涉刑移送，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所采标准、尺度不一，形成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② 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在某些方面虽有相对具体标准，但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执行，不少法官随意扩大涉刑移送范围。比如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 的规定，因涉刑而不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仅限于“同一主体”（受害人为原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被告）且须基于“同一事实”，但实践中，众多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案件并未遵循“同一主体”要件。
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标准不统一、不具体。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5项，但其并未规定具体的适用标准，“两高一部”虽制定了多部司法解释，但就移送刑事问题有时采用“同一法律关系”标准，有时采用“同一事实”标准，既不统一，也不具体，实践中，即使同一法院的法官，对其具体理解与适用也往往各不相同，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
二是部分法官利用这一制度推诿案件、规避审限、逃避责任（由此还伴生一定的廉政风险）。
三是相对方常会借此“钻空子”，在民营企业提起民商事诉讼时，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故意制造纠纷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假象，为民营企业维权制造障碍。
因此，针对民商事纠纷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应制订统一、明确具体的标准，并以类案为基础，逐步建立更有针对性的审判指引，指导法院审判，维护民营企业的预期与合法权益。
三是进一步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取消或优化结案率考核指标，保障民营企业诉讼权利。立案是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前提。无法立案，司法保护民营经济也就无从谈起。2015年起的立案登记制改革，降低了起诉门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营企业的诉权。但从部分省市的情况来看，立案难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实践中，立案难现象主要表现如下：一是随意增设立案门槛（立案法定要件，详见《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例如，将正确的案由作为立案条件；到现场立案时，要求先走线上立案程序；线上立案时，回复立案不通过，要求到现场立案；以方便诉讼及后期执行为由，将案件推至其他法院。二是随意限制管辖。比如，在就合同纠纷网上立案时，某地法院要求只能由被告住所地管辖，而不能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有的法院将“住所地”限缩为“注册地”，排除法律明定的“实际经营地”；有的法院不认可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效力。三是拖延立案。常见的方式如：① 在立案程序前强制诉前调解，即便当事人或代理人明确提出不接受诉前调解，法院依然继续进入诉前调解程序；而进入诉前调解阶段后，实际并无调解员联系双方当事人，“调解”时间又较长（通常为1-3个月，有的甚至长达6个月到1年以上），所谓诉前调解实系拖延立案。② 立案审核周期超出法律规定期限（7天）；或口头通知立案，但延期提供案号。③ 以各种理由要求重新提交立案申请等。比如线上立案时，以线上立案文件打不开、起诉状不能手写、需要补充材料、工作人员下沉社区、超审核周期、30天内取消预约次数过多等为由，要求重新提交立案申请。 ④ 在二审阶段，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二审的立案期限，拖延立案现象尤为严重，等待立案时间甚至可能超过6个月（二审的审限仅为3个月）。四是限制立案办理时间。比如年底不立案，从每年10月底起，法院常会以种种理由明示和暗示推诿，劝当事人明年再立案。又如某地法院周五下午不立案。五是为上诉申辩制造障碍。比如不同意立案，却拒绝出具不予立案书面文件；只回复不通过立案，却不给出具体理由。
立案难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院追求高结案率。结案率是办结案件数和立案案件数量之比，既是上级法院考核下级法院的指标，也是各级法院考核一线法官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考核周期，不仅有年结案率，还有季度结案率、月结案率。面对各种层级和周期的结案率考核，一线法官长期处于身心压力过大的状态，既不利于案件审判质量，也诱使法院采取多种方法拒绝受理案件，比如上述年底不立案“怪相”，即因年底新立案件当年无法审结，难免影响年度结案率。由于各界反映较为强烈，2014年，最高法院曾公开表示取消对结案率等不合理指标进行考核排名，但实际上直至今日，结案率“作为统计分析的参考性指标，作为分析审判运行态势的数据参考”仍要求逐级上报，并作排名。
因此，为维护司法改革“立案登记制”的成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取消要求各级法院报送结案率数据的做法，依法仅统计并上报审限内结案率，或至少将指标与报送周期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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