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奏名制度的完全确立要到宋真宗时期，到了仁宗景祐元年以后特奏名才成为定制。特奏名在宋仁宗时期成为定制。
由于制度规定和录取与否完全被赵宋统治者把控，可见它的出现完全是为政治统治服务。
这项制度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只特殊存在于宋朝，其在北宋科举研究中举重若轻。那么为何要创立特奏名制度呢？而且宋室南渡以后统治者都能坚持实行这项制度，足以看出此项制度在北宋科举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我认为北宋统治者坚持实行特奏名制度的重要原因，
在于此项制度能够极大地提高士大夫对于赵宋王朝的政治认同。
强化士人国家认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并不是我们固有印象中积贫积弱、弱小贫困的朝代，相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显著改变了北宋时期阶级关系。
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取代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贵族大臣，中小地主阶级不断增加，他们强烈要求在政治上提高地位，于是面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科举制度成为最主要途径。
科举取士成为这些新兴地主阶级迈入仕途、加官进爵、光宗耀祖的终南捷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北宋时期，培养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是需要举全家之力的，有时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力量。
尽管后人一直诟病宋朝冗官冗员，但是实际上对于当时整个宋朝人来说能够顺利考取功名的举人实际上毕竟是少数，所以如果当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寄托在读书人肩上，而这个读书人屡试不第，甚至有可能“结童入学，白首空归”，这样的心酸痛苦、愤懑绝望，最终可能会导致落第举人起兵造反或者投奔异域。
虽然特奏名赐第、出官等级不会很高，再加上能够参加特奏名的举人大多数年事己高，所以很多特奏名出身的官员只能谋得闲职或者是只有一个头衔。
即便如此这种荣耀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己经是毕生所求。北宋时期其西部和北部分别与辽（后为金）、西夏相邻，为了防范这种铤而走险、投奔敌方的落第举人，北宋统治者特开特奏名制度，想要笼络人心，巩固政治。
比如《长编》记载宋真宗景德二年，也就是宋辽订立檀渊之盟的第二年，宋真宗曾下诏规定：“礼部贡院别试河北贡举人，其曾援城者，进士虽不合格，特许奏名，诸科例进二场至三场者，许终场；五举及经御试并年五十者，并以名闻。虽不更城守，应七举、年六十及瀛洲有劳效者，亦如之。”
最终这次河北特奏名进士、诸科录取人数总共达到一千两百多人。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北宋统治者为防止下第举人绝望起而造反做出的努力。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爆发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但是规模很大、直接对王权统治造成冲击的农民起义大概只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农民起义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很难对大一统王权造成极大威胁和挑战。
黄巢起义发生在唐末时期，这次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就是一位屡次落第的读书人，黄巢自幼读书，善骑射，他曾多次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再加上他在长安城内看到当时朝廷的腐败与不作为，内心充满怨恨和不满。
据说“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就是黄巢在看到李唐王朝破败腐朽之后所作，以菊花暗喻自己推翻唐王朝的决心。
后来他参加起义，不仅拥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而且还能关心百姓疾苦，黄巢起义声势果然越来越大，最终攻破长安城，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虽然这场起义以黄巢英勇牺牲为结尾，但是不可否认这次起义给唐王朝以致命一击。北宋统治者本身就是在战乱中“黄袍加身”夺得天下，还在夺得天下之后以杯酒释兵权”扼制有可能起兵造反的将领大臣，甚至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
这样一个对于军事力量相当警惕的统治者深刻意识到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起义的可能性是可怕的，于是他们牢牢抓住特奏名这个“御天下之要术”来笼络人心。
当然北宋特奏名制度颇有成效，从史实可以看出，北宋几乎没有士人参加农民起义或者起而造反、投奔敌国。
可见特奏名制度在笼络士人、稳固统治方面的确有重要作用。一朝为官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同时北宋时期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并无限制，很多人为“一命之官，尺寸之禄”一生在科场中兜兜转转，孜孜不倦死而后己。
宋人张邦基曾在著作《墨庄漫录》记载过一则关于特奏名制度的趣事：“徐通子，闽人，博学尚气，累举不捷，久困场屋。
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时己老矣，赴闻喜，赐宴于瑀林苑。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倡所求，惟通至所寓，花乃独存，因戏题一绝云：“白马青衫老得官，谲林宴罢酒肠宽。
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可见这位特奏名魁是何等的老态龙钟。这就是北宋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真正“赚得英雄尽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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