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隆乾一眼就看出这份奏稿是假的，但身为帝王却成为市井游民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这让立志成为盛世明君的乾隆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八月初五，乾隆发布上谕，怒斥此事：
假托廷臣名目，胆誓讪谤，甚至捏造朱批 ……并且乾隆令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督抚严查，而他则要亲自督办此案。乾隆誓要捉拿首逆，也拉开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政治运动的序幕。
乾隆要大搞这个案子，除了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权之外，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臣子们有问题。如此狂悖的伪稿，为什么流传这么久才有人上报？很多证据可以证明，不少官员而且是有权直接上奏皇帝的高官是知情的。
例如乾隆十六年四月，山东巡抚准泰就收到了其下属关于伪稿的禀帖。但是准泰以“无庸深求”为由，退还了禀帖。云贵总督硕色在获知伪稿前，贵州巡抚开泰已经知道此事，但是他比硕色晚了差不多一个月才上报。
注：禀帖是下级就某项政务或者事情，呈报上级官员寻求批复或意见的官方文书，类似朝臣上呈给皇帝的奏折。
并不是官员们的判断有问题或者政治敏感度不高，不上报的原因恰恰是他们的政治敏感度太高了。
伪稿涉及的内容都是皇朝上下谁都不能公开提及的内容，所以皇帝必然会选择低调、保密处置（乾隆在上谕中也着重强调督抚们在调查时要注意保密）。谁上报，谁就很有可能被委以查案重任。
这种民间谣传的案子，以当时的刑侦技术能力，是比较难查实的。而这样的大案如果破不了案，不是一句“卑职无能”就可以蒙混过去的。简单来说，不提出问题就没有问题，官员们谁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拉责任。
乾隆要亲自督办此案，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惩治一下这些老油条们。乾隆首先就拿开泰大做文章，乾隆指出看到污蔑君上的伪稿理应“愤恨交迫、急不待时”，质问开泰迟迟不奏“是何居心”，并且警告他“倘在不知奋激，则自取罪戾”。
那么硕色为什么积极主动地上报此事呢？主要原因是他有应对的手段。而这个“手段”让乾隆折腾了三年，备受屈辱，也未能查获此案首逆。
硕色上报后，乾隆当即密令其详查来源，硕色只用二十来天就“破案了”。不是硕色能力强，他是把“球”踢到了湖北。硕色通过多条证据，证明伪稿来自湖北，与他云贵无关。
硕色的“高效”让乾隆很高兴，不但表彰了硕色“所办可嘉”，还令各省督抚学习并抓紧查办。但是“勤奋”的官员们很快就激怒了皇帝。
山西巡抚阿思哈虽然没能查获“首逆”，但他觉得没功劳也不妨碍自己向朝廷讨要一些“苦劳”。他上奏称自己接到谕旨后“自当禀尊前旨，密访严拿，实力侦缉，断不敢稍有洩漏”。乾隆怒斥其，“此不过敷衍搪塞之词 … 足见其并未实心办理”。
湖南巡抚杨锡绂和阿思哈差不多，虽然不停上奏，但都是吹嘘自己如何辛劳办案，案件本身却毫无进展。九月十一日，一直没搭理他的乾隆终于朱批回复了 – “不见实心办理也”。
受这类官员的影响，很快乾隆看其他封疆们也不顺眼了。
四川总督策楞没有玩虚地去邀功请赏，一直在实心办案，但是乾隆依然很不满意。乾隆认为没破案就不主动上奏，也是不用心，是在敷衍搪塞。
策楞受恩深重 … 见此悖逆之词，理应一面飞章驰奏，一面实力跟查，乃直至接奉廷寄方具折奏闻，显系观望迟回，并无痛心疾首之意 ……乾隆发怒是因为他意识到督抚们在利用皇朝制度的漏洞“戏耍”他。
明清时期，大部分地方事务，朝廷和皇帝都是委任于地方督抚们自己决策、处理。朝廷会通过他们事后上报的过程及结果，来评判这些督抚以及地方官员的表现。
这么做一是回避了当时皇朝没有能力实时监管地方的尴尬，二是朝廷和皇帝也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干好了，那是皇帝领导有方；干坏了那就是地方没能领悟圣意或者不用心办事。
但是“好处”不可能全是一方拿，地方官员们也利用他们掌握“信息”的优势来应对。通过有技巧的“详查”、“反复核实”等来拖延上报和时间，以观望朝廷和皇帝的态度，甚至把事情拖到不了了之，以逃避责任。
注：清朝时很多地方民众集体抗粮、抗税的事件，地方官员们为了自保都会选择“拖”，最好是不了了之。因为地方的民乱，不论原因是什么，朝廷都可以给地方官员扣一顶“治下不明”的帽子。
乾隆自认为自己抓住了问题，从八月下旬开始通过奏折不断训斥和告诫各省督抚“不得稍存诿卸之见”，但是皇帝小看他的督抚们。
虽然没办法拖了，但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观望，督抚们发现皇帝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如果案子原发于自己的辖区，即便破案，也可能因“治下不严”而引火烧身。于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点被官员们心照不宣地利用起来。
伪稿在民间传播时，路径并不是单线的。由于人员的流动，它会同时在多省之间互相传播。踢球这门技术硕色会，其它官员也会。他们在查案时，刻意地去强调、凸显来自外省的线索，把球踢出去。
而且上行下效，在各省内部州县之间也一样互相踢球，大家心照不宣地盯着源自“外”的线索不放 ...... 因此即便个别督抚有心查案，也难以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湖广总督恒文上奏称，经他详查传到云贵的伪稿源头并不在湖北，而是来自江西；很快江西方面奏报，江西也不是源头，伪稿是从江苏、浙江一带传来的；苏浙的官员很快又发现当地的伪稿来自直隶 ……
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案子的相关线索虽然越来越多，被缉拿的案犯也高达千人。但是乾隆却发现，伪稿的传播路径正在各省之间形成闭环，反而越来越没有头绪了。郁闷的皇帝，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发泄怒火的上谕。
及今一年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属员，根据详禀供词虚文塞责 … 承办之员往往推卸邻近隔省隔属 … 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由于各省基本都参与进了这次长时间搜捕，原本要秘查的案子也慢慢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就这样被“伪稿”羞辱的皇帝，因为迟迟不能破案再次被羞辱，成为皇朝臣民茶余饭后的笑柄。各地督抚也就愈发不敢让案子在自己辖区“告破”了。
乾隆十七年末，皇帝终于没有了信心，也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羞辱了。乾隆决定结束这个案子，但是不了了之是不行的。于是乾隆十五年参与那次聚餐的军官们成为了最终的背锅侠，刘时达被乾隆钦定为“首犯”。
案件告破，各地督抚也纷纷上奏称颂皇帝圣明，而此时的乾隆除了尴尬接受这近乎嘲讽的称颂，也不能怎么样了。
这并不是乾隆的失败，实际是皇朝的失败。官员的陋习、官场的陋规，都来自皇朝制度本身。而皇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是来自这个制度，所以不论皇帝意愿如何，他都无法改变皇朝的根本制度，自然也解决不了原生于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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