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4日，西班牙民众在网络发起号召，新一轮占屋运动自发产生。它呼吁年轻人效仿抗议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法国人，走上街头要求体面的住房，其中著名口号是：“你糟糕的生活里永远不会有房子（No tendrás una casa en la puta vida）。”经济危机爆发前，房地产是西班牙经济的支柱，空置房屋存量不断增加，家庭贷款购房是一种普遍趋势。危机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家庭无法继续支付贷款，房屋被银行收回。在失业又失房的情况下，占屋运动进一步扩大，人们选择强占一些没人居住的公寓、别墅甚至仓库作为栖身之地。现任巴塞罗那市长阿达·科洛（Ada Colau）也曾参与这一捍卫住房权利的运动，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她提倡通过和平手段占领无人居住的房屋，并谴责因无法支付贷款而让房子被银行收走的行为。这一运动参与者多为年轻人，而后中产阶级也参与其中，一些非法移民也群起效仿。
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班牙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下降和不稳定的阶段，直到2014年才出现复苏迹象。2013年至2018年间，西班牙住房投资增长了45%，而该国GDP增长率为15%。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导致工作不稳定加剧，从而增加了贫困和面临社会排斥风险的家庭数量。这导致购房需求急剧减少，因为工资不稳定的工人和年轻人无法进入住房市场。因此，西班牙面临着大量的住房（新的和二手的）供给和疲软、不稳定的需求。这一现象促使了“看屋人”职业的产生，屋主聘请看屋人守护其住宅，并给予其一定报酬，后者不仅有薪资，还能免费住房。与此同时，空置建筑的防御工作也发展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些措施旨在防止无力支付房租的租房者非法占用住宅，并迫使其在业主要求时随时离开。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5日，西班牙马德里、，一辆警车停在公寓楼前待命，准备驱逐棚户区居民的抗议活动。
对占屋现象的探讨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右翼政党，如人民党和呼声党主张捍卫私有财产，他们将占屋视为严重的犯罪问题，认为相关法律的惩戒力度应当加大；左翼政党，如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则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他们试图避免将这一现象定为刑事犯罪，而将其描述为一个社会顽疾，需对相关人员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他们对待占屋者往往更加宽容。当前，由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组成的政府制定了似乎旨在保护占屋者的法律，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西班牙政府裁定，至少在封锁状态持续期间完全禁止驱逐弱势群体，这意味着不能驱逐无法支付租金或获得住房的人，之后，政府微妙地修改了法律，将通过非暴力手段获得住房者纳入了这一禁令。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年里，根据租赁合同在房屋中定居并在短期内停止支付房租的情况已占据与占屋有关犯罪的70%，在政府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受影响的住房所有者——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失业者和需要流动资金性的人——以及受到不安全影响的邻近社区，被迫承担了社会住房不足的后果。此外，当局无力遏制从中牟利的犯罪团伙，有组织的黑手党向主要是无证件的和弱势的外国租户提供并不归其所有的住房，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前局势。
二、短缺与过剩：困扰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难题
政治经验、文化差异和物质生活条件使得占屋者能适时采取行动。占屋运动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空置建筑物可直接使用或在修复后使用。空置率与几个因素有关：经济危机和建筑业衰退、租赁住房存量减少、住房私有化水平提高、特定建筑用途变化、工业活动减少、城市更新进程等。幸运的是，对占屋者来说，资本主义的城市投机活动建立在大量的空置建筑库存之上，业主可将工程或销售推迟一段时间，以换取更高的价格。因此，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大量的房屋建造和空置为占屋行动打开了一扇窗，但这并不意味着空置建筑的增加就会使占屋增加，若无家可归者和有组织社会活动人士减少，占屋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日，巴塞罗那，“占屋运动”的抗议者。
大量的空置建筑、警察有限的镇压和占屋者的政治经验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实现。例如，瓦伦西亚的一个旧街区曾受到一场极具争议的重建行动的威胁，当邻居们坚决反对城市更新计划时，该地区的占屋行动得以进行。房屋空置的一个关键条件取决于城市规划和特定地区的重建，当工厂、空置的学校或搬到不同地点的公共设施、受新规定约束的住宅单元搬迁、整个地区被设计用于实现新功能时，占屋运动就可能发生。这些重新配置的节奏越慢，占屋者就越有机会反对这些计划。老业主和租户似乎是占屋者的天然盟友，他们反对城市建设者干预其生活的独裁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不符合西班牙新规定的旧学校是占屋者最喜欢和更可行的目标之一，在北部毕尔巴鄂这样的前工业城市，工厂和住宅楼被大量占用，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对位于毕尔巴鄂热门街区废弃工业建筑的占用，占屋者得到了巨大的社会支持，在非法侵占房屋13年后才于2011年被驱逐。
对占屋运动的法律惩戒在理论上有三种选择：高度刑事惩罚、轻度刑事惩罚和允许偶尔占用。当所在国家实施第一种选择时，占屋运动就会变得困难、边缘化和稀少，丹麦、德国和瑞典便是其中案例。即使如此，占屋运动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占屋运动就生存了下来。在德国，占屋运动最初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经历一波波镇压和全面谈判后，占屋者最终得以在占领地区进行自我管理。立法举措和对非法占屋企图的迅速镇压阻止了瑞典占屋运动的出现，但其基础是瑞典大多数人都能轻易获得住房。西班牙和法国同样经历了对占屋行为的刑事起诉，但结果截然不同。法国的情况与德国接近，当局在每次占屋后都会采取紧急行动，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法律规定避免在冬季进行驱逐。在西班牙，当法官无法明确谁已有效占屋、谁有意愿留下以获得对占用建筑的所有权时，轻微的限制举措也适用。因此，即使1995年该国《刑法》规定占用房屋或不动产的行为是犯罪、将被判处监禁后，警方驱逐的人数增加，但最终很少有人被判入狱。荷兰在2010年将占屋确定为刑事犯罪后，正经历一种新情况，该国占屋运动受到政治组织鼓励，占屋者享有其过去几十年接管的数千个被占房屋的遗产。在英国，尽管保守派和自由派联盟试图立法禁止效仿荷兰的做法，占屋运动仍受到一些资深组织的鼓励，比如总部位于伦敦的占屋者咨询服务组织（Advisory Service For Squatters），该机构于2016年10月出版了最新版本的《占屋者手册》，自1976年以来销量已超过15万册。
《占屋者手册》，由占屋者咨询服务组织出版发行，现已发行14版，图片来源：squatter.org.uk
欧洲的占屋运动不仅是个人层面活动的集合，还通常与其他社会运动保持联系。这使得该运动成为一种超越孤立事件的城市运动，它们推动占屋者追求除了城市空间之外的更多社会变革目标，这也是激进左翼、反资本主义和反文化运动的共同组成部分。占屋运动的产生通常基于特定城市的社会背景，但占屋者也会参与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乃至全球性议题的争论。因此，在保持地方特色的情况下，占屋运动也带有普遍的阶级和全球斗争色彩。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报道在对运动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媒体不可避免地会传播一些现有的占屋案例，对占屋者的亲身经历的报道可使公众了解其动机。在传媒渠道多样的当下，占屋者也可通过独立媒体、涂鸦、模板、横幅、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表达其诉求，这些交流增强了占屋者在对外传播和促进其需求合法化方面的自主权，也使其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运动保持密切联系。
三、进退维谷：住房权与私有财产权的矛盾
在法律层面，由于英美法系中逆权侵占法（adverse possession）的确立，长期空置的房屋存在被侵占的可能性。这一法律体系历史悠久，规定称在物品产权明确的情况下，若物品所有者并未实施有效看管，一旦为他人占有，在到达一定时间之后，占有者就可以获取物品的产权，因此占屋行为具有其法理依据。如上文所述，西班牙的占屋情况之所以在一众欧洲国家中显得如此激进，除了本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土壤外，该国在相关法律的规定和执行上也存在模糊地带。西班牙宪法第14条规定，人人平等，不因种族、国籍受到歧视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宪法第33条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和继承权，任何人的财产和权利不得被剥夺，除非是出于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正当理由，并根据法律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赔偿。可以看到，尽管宪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保障私人财产，但第二款说明，适用于私人财产的法律是由“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住房或财产）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住房被遗弃或空置，它将不会得到与普通住房相同的法律待遇，这一规定旨在鼓励出租和入住房屋，避免投机增加。
此外，宪法第47条规定，公民有享受舒适住宅的权利，政府将促进实现这一权利的必要条件和相关规则，根据普遍利益规范土地使用。人人平等、保障私有财产和享受舒适住宅这三个权利的冲突使法律无法对占屋运动展开有效管理。一方面，私人财产权得到承认，但其中的细微差别是它必须履行社会职能，即被遗弃的财产（不履行社会职能）不应得到与有人居住的住房（如果具有社会职能）相同的待遇。另一方面，享有体面和适足住房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因此，占用未使用的房屋意味着业主失去了对其使用权的拥有，但不是对其财产的拥有。在此背景下，如果有人住进空置房屋，只要未使用暴力，没有把门撬掉或者把住客赶走，即使没有任何许可和合同，根据刑法245条第2条款，这属于非法使用他人财物的范畴。2015年以前，这一行为属于犯罪，但2015年后被判得更轻了，属于轻微犯罪。强占房屋者通常不会坐牢，只会被判处3至6个月罚款，罚金在100到几千欧元不等。
如果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房屋所有者收回住房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到3年，这给屋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因为屋主不仅失去了其住宅，还必须继续负责房屋的维护。这意味着水电、乃至社区物业费仍以业主的名义提供，占屋者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在房屋内，随着门锁的更换，占屋者被拘留的风险几乎为零。起初，屋主报案后只需向警方提供房产证证明自己的物业被人强占，警方就会出警驱离占屋者。但警方的行为激怒了强占者，他们组成了“占屋联盟”，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事后，巴塞罗那等地政府出台规定：屋主在48小时内可通过报警的方式由警方处理，超过48小时警方无权干涉，房主必须走司法程序，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3种情况下，警察才能进入房屋内部：一是房屋居住者（与业主不同）同意他们进入 ；二是存在公然犯罪的情况（即在警察到达的同一时刻，他们被发现在家中犯罪）；三是得到法官许可进入房屋。但问题是，很难找到占屋者正在实施犯罪的时刻，占屋者如果不动用被占领房屋内的物品，屋主就无法告其盗窃等罪名。因此，屋主若想夺回房屋，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民事驱逐诉讼，但如此一来需花费时间少则2年多则4年，如果占屋者中有未成年人，官司打上10年也未必能有什么结果。
四、结论
占屋运动诞生于民众对住房的需要，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过去四十年里，占屋运动在欧洲发展成一场城市自治运动，运动参与者们将占屋作为一种目的或策略，用以挑战现有政权的住房和城市规划，并推动再分配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利的法律规定和政府有限的镇压力度是促成占屋运动出现的必要条件，它们需要与其他条件结合，例如大量空置或被遗弃的房产、城市地区重组和更新的缓慢节奏、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系和富有成效的交流、在法律框架内呼吁权利和例外以及大众媒体不太苛刻的报道。因此，占屋者群体通过对这种机会的把握，通过他们的组织力量、合作和内部凝聚力，获得了自主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东亚资本主义不断高速发展，欧美社会发展中的危机与矛盾在东亚同样呈现集中出现的趋势，在住房问题方面房地产市场早已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富有日本社会特色的“尼特族”（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人数超百万、韩国的低出生率和少子化现象等无不展现着困扰这一地区人们的共同焦虑，其背后高昂的房价、激烈的社会竞争、有限的资源和狭窄的上升渠道成为将人们与理想生活隔开的一道道栅栏。占屋运动并不局限于为人们保障住房，更意味着去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其强加于每个个体的秩序枷锁。现代社会的住宅与社区限制了人们对其他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占屋运动则给予了人们通过自己集体布局房屋，建设社区的方式以寻找通向更加进步的社会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如何在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住宅权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仍是对执政当局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
参考资料：
[1] López, Miguel A. Martínez. “The squatters' movement in Europe: a durable struggle for social autonomy in urban politics.” Antipode, vol.45, no.4, 2013, pp.866-887.
[2] Martínez, Miguel. “The squatters' movement: Urban counter-culture and alter-globalization dynamic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Politics, vol.12, no.3, 2007, pp.379-398.
[3] 王昌沛，王晶玉：《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占屋运动探析》，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6-22页。
[4] Carmen Obregón，“Anatomía de la 'okupación' de vivienda en España: un 40% más, sin ley y un millón de afectados”, El Economista, June 13 2022，https://www.eleconomista.es/economia/noticias/11813664/06/22/Anatomia-de-la-okupacion-de-vivienda-en-Espana-un-40-mas-sin-ley-y-1-millon-de-afectad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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