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制度与社会：唐人文集的世界-员工福利网

查屏球教授演讲的题目为《唐太宗征辽后唱和活动与贞观诗风转向——日藏古抄卷〈翰林学士集〉与殷璠“贞观末标格渐高”笺解》，查教授开宗明义，解释《翰林学士集》题名之误，考辨其成书应在永徽元年（650）至麟德元年（664）年之间，并同意陈尚君教授的看法，认为此抄卷应为许敬宗个人别集。查教授提出，许集所收录的太宗诗在贞观十八年（644）后比例增多，无论从内容的深刻，还是从对声韵艺术的学习而言，都符合殷璠“贞观末标格渐高”的品判。

在此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中，陈尚君、陆扬、查屏球等教授各抒己见，就许敬宗集、唐诗辑佚、唐代政治文化等议题进行了切磋。

分场发表皆围绕着“唐人文集”这一主旨展开，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各具特色。第一场由陆扬教授主持，汇报的论文以唐代公文书为中心，包括北京大学叶炜教授《从唐人文集看“状”的形成》、复旦大学唐雯教授《帝国的日常：从礼仪性表状看唐代的君臣沟通》、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唐玄宗的〈敕新罗王书〉与〈敕日本国王书〉——〈曲江集〉所载敕书文本研究》三篇文章。

叶炜教授以唐人集序为切入点，认为在宪宗、穆宗以后，“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才在文集卷目中得以体现。以此为基础，叶教授分疏了唐人文集中表、状混用的三种现象，揭示出作为独立公文体系的“状”的出现与文集分类中“状”的分类之形成，有七十年的时间差。

唐雯教授集中讨论表、状、疏这三种群臣直接上于皇帝的文书的功能，又以礼仪性表状为重心，解读君臣沟通的日常，并以“祥瑞的被看见”为例，解读致贺表状所体现的君臣微妙互动，阐明文集展示政治过程的史料价值。唐教授亦注意到表状中私人事件的报告和表状的代笔现象。

童岭教授以张九龄《曲江集》中的论事敕书为研究个案，对《敕新罗国王书》《敕日本国王书》进行文本研究。并从《曲江集》本身文本形态出发，回应日本学者认为《敕日本国王书》蕴含的“东方小国”问题，认为当时颁给周边各国的王言没有等级差异，只有文体的不同。

在讨论环节，叶炜教授回应文集史料价值的问题，认为比之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文集能起到填充事件过程的作用；陆扬教授表示，《曲江集》是个人文集收录敕书的突出案例，这些文集表面看来是书写本身，本质上已经涉及对唐代历史的理解。

第二场由北京大学史睿教授主持，三篇论文都对唐代制度有所阐发，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真教授的《令节重遨游：〈景龙文馆记〉背后的王朝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丽萍副研究员的《旁宗入继与敕令归宗——唐代宗室承嗣制度略考》、复旦大学李猛副教授的《唐宋的僧道文章应制科——从唐代僧道别集“应制文章大德”头衔出发》。

吴真教授以修文馆二十四学士员额的设置为切入口，介绍唐人对宇宙时间秩序的重视，从节日、节气两个系统，考察《景龙文馆记》的时间序列。吴教授将《景龙文馆记》作为岁时民俗记范本，展开岁时节物的勾连，认为赐物是中宗展演恩宠的方式，又通过对书中不记载的节日的讨论，推测中宗重视三晦日的信仰状况。

陈丽萍副研究员则先梳理了唐前期宗室承嗣制度，指出高祖、太宗诸子大多数都择立了承嗣人，武周革命屠杀李唐宗室，情况为之一变；中宗即位至开元初，李唐一直为无嗣诸王调配后人，但也有冒领现象的出现。文章同时爬梳了《嗣江王祎封郡王制》等文章，考证此次受谴归宗的共有六人；泽王后人官卑而爵传，一直延续到咸通年间，可以作为十王宅外宗室生存状况的个案。

李猛副教授引杜光庭《广成集》中所收题名与自题结衔、贯休《禅月集》卷首题结衔，提出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各类史料中统计出十几种僧官头衔，由此展开制度史考察。唐代高僧的分科体制十分独特，大德需分科赐号，晚唐之后开始滥授。就此，他提出文章应制十二科具体所指、僧道文章应制的源流两个问题，留待日后研究。

第三场讨论由叶炜教授主持。本场前两篇论文都围绕着宋蜀刻十二行唐人集展开的文献学考察，分别为复旦大学石祥副教授的《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再认识：元时的书册形态》、复旦大学夏婧副教授的《观风察源：南宋蜀刻〈孙可之文集〉底本蠡探》。

石祥副教授以在线形式参会，他以元“翰林国史院官书”的钤盖惯例及印痕为线索，推拟出宋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在元时的分册样态，并以实物版本举例说明，当时倾向于厚分册，每册七十叶上下为常态。同时他又通过钤印的反向印痕，推断出元代钤印时十二行本为蝴蝶装，并以“刘体仁印”遮盖它印为例，说明高清影印古籍的意义。

夏婧副教授注意到《文粹》与南宋蜀刻本《孙樵集》中皆有称观察使为“观风使”的用例，由此思考南宋蜀刻本问世之前，早期孙樵集的文本流传情况如何。她详密梳理《孙樵集》的著录和征引情况，认为全集文本样貌较为稳定，但有用观风代替观察的现象和特意回避“察”字的情形。目验孟蜀石经、碑志碑刻之后，认为“察”为孟蜀国讳，《孙樵集》在孟蜀有刊写的可能。

同属第三场的，还有复旦大学博士生曾磊《〈桂苑笔耕集〉系年新考》、复旦大学博士生陈媛《万里赴王事：岑参首赴北庭考》，以及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骚动与日常：韩愈在汴徐》三篇文章，解读个人别集中的历史信息，考辨各具特色。

曾磊博士的报告分为《桂苑笔耕集》的成书与流传、系年释例、整理研究刍议三个部分，其中《桂苑笔耕集》系年释例是讲述的重点，曾磊以崔致远仕途考、归国考为例，展示了系年的工作方法：《桂苑笔耕集》前十五卷代表公府文书，问题分类，后五卷按事件分类，通过卷十七至十九，可以分析崔致远的人生历程；从崔致远的路线，又可敲定系年，形成行程图。

陈媛博士的论文探究了岑参首次赴北庭幕府的时间、路线、目的地和缘由，通过对《岑嘉州集》的细读，把岑参首次出塞时间范围定为天宝七载（719）至十一载（723），勾勒其行迹；她认为岑参出塞前并未弃官，出使应为检查边防的军需供给情况。

仇鹿鸣教授以韩愈文集为切入点，考察宣武军在德宗朝的历史。仇教授指出，贞元末年藩镇政权交接时发生骚动，是一个普遍的结构化问题；董晋幕府规格之高，有其特殊性。陆长源很早确立为储帅，与董晋关系颇为特殊。最后，仇教授从个人史的视角考察韩愈在汴、徐的生活，韩愈与韩弘交往密切，他在宣武积累的人事关系对韩愈仕途影响深刻。

第三场讨论由吴真教授主持，前三篇论文以碑刻史料为研究对象，包括史睿副研究员的《唐代碑刻的物质性与文本性研究》、武汉大学吕博教授的《读高陵令德政碑论关中水利往事》、北京大学博士生徐紫悦的《唐代的德政记述与任官档案——以韦丹遗爱碑为线索》。

史睿副研究员以唐代碑刻制作过程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唐代碑刻传承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唐代碑刻解读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三个模块，结合相关碑刻实物、拓片，解释碑刻生命史中的每道环节。史睿教授指出，综合看待出土写本与碑刻文本复原，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吕博教授由小见大，从《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出发，结合《通典》《水部式》等史料，勾连出唐代郑、白二渠的水利史：唐初太原元从竞造碾硙，极大地破坏了关中灌溉系统，刘仁师以高陵县令之卑官，只是暂时性解决问题，并不敢拆除碾硙；唐以后关中的衰落，与灌溉水平的下降有关。

徐紫悦博士注意到杜牧《樊川文集》有关于韦丹遗爱碑的三篇文章，考述韦丹遗爱碑赐授这一历史事件，对唐代德政碑颁撰制度有所考述，剖清其进撰流程、撰文材料与撰者身份，认为对于县令、刺史一级的德政碑而言，吏民的记述和请文都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她又从官吏考课与档案管理制度视角解读德政碑文，认为考课记录可能是德政碑的史源之一。

本场另外两篇文章正史史源问题，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聂溦萌副教授的《〈梁书〉〈隋书〉引录文章初探》、复旦大学陈晓伟教授的《契丹国舅帐与审密氏集团》。

聂溦萌副教授着力于思考文章引录与史书编纂的关系，她通过表格，阐释文章的种类在《梁书》《隋书》之间有所不同，这与君臣之间信息沟通渠道有关。聂教授又以《梁书》的赠谥诏书、《隋书》功臣罪责文书为例，探讨散在各篇的文章群，论文最后研究由文章叙事的传记，并对两史所收文章的来源作出推测，认为《隋书》中许多文章是由唐代史臣添入，《梁书》则与别集关系匪浅。

陈晓伟教授对《辽史·外戚传》进行史源学考察，认为“国舅别部”很可能出自元人的向壁虚构；通过破译契丹小字，梳理了真实的辽代国舅帐体系：国舅帐分为四帐，拔里氏源出述律后两家父族，乙室己家族情况未详。作为整个国舅帐的“审密”概念是后期建构而成的。

圆桌讨论由查屏球教授主持，陈尚君、郭立暄、陈丽萍、聂溦萌等教授参与讨论，新见频出。陈尚君教授以自身治学经历，谈及唐人文集，认为唐代文章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对史学研究意义之立体，超乎想象。重新整理唐代史料、完成基本典籍的文献建设，大有可为，期待青年学者后出转精、有更多成果。发言人也就蜀刻本十二行唐人文集再加探讨，上海图书馆郭立暄教授向与会学者分享了关于《孙可之文集》南宋蜀刻本的版本信息，陈尚君教授也针对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的文本问题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