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雅典志愿公诉制度

从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压迫平民的程度非常严重。

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贵族，斗争激烈。梭伦被选为调停人和执政官，解决城邦内部矛盾。

解决矛盾的关键是抑制贵族权势，保护平民利益。

前文提到梭伦改革最具民主特色的三点内容。第一点是废除债务奴役制，使平民免遭奴役。

但如何保障平民不被奴役，这就需要志愿公诉制度。

部分平民无权无势，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起诉压迫者，需要其他有能力的人代表平民起诉压迫者。

如上文所述，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提到，梭伦认为需要更多的措施帮助弱者，授予所有人代表受害者获得公正的权利。

所以，志愿公诉制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帮助弱者。

保护弱者是公民的义务，也是雅典人比较认同的观念。

梭伦认为:“管理最好的城邦，应该是守法之人，同受害人一样，尽心竭力地起诉那些违法之人。”

伯里克利在演说中道:“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他们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无论是成文法还是未成文的习惯法，都涉及保护弱者。保护弱者，抑制富人权势，才能使城邦处于平衡之中。这正是梭伦改革的目的。

其二，维护城邦利益。

志愿公诉的第三条途径是:个体代表城邦提起公诉，即城邦成员损害城邦公共利益的时候，个人可以代表城邦起诉违法者。

危害城邦利益的行为包括:叛国;遗弃父母和妻儿;偷盗或霸占公共财产，无法偿还城邦债务;贪污、受贿、渎职;非法公民权;等等。

这些都危害了城邦利益。其中，比较普遍的违法行为是贪污、受贿和渎职等。

梭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官职对平民开放，不再仅限于贵族成员。平民虽可以担任官职，但易导致行政犯罪行为的频发。

那如何保证官员尽职尽责且不危害城邦公共利益，志愿公诉制度就是有效的途径。

官员任职前，有资格审查;官员离任前，需要审计。

但是雅典并没有专职的公诉人或公诉机构，所以把起诉官员的权利交给城邦公民。

因为对雅典人来说，危害城邦公共利益就是危害城邦成员的利益，“无论什么时候有人伤害城邦，每个人都受到伤害”。

所以，每个公民都要做“城邦管理者”，维护城邦利益

志愿公诉制度的发展

梭伦改革之初，平民与贵族的博弈还在进行，平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压制贵族，也没有适应志愿公诉制度。

随着雅典民主进程的推进，民主制度逐渐确立，平民力量逐渐壮大，志愿公诉制度才得到普遍实施。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改革，持续数年，最终确立了民主制度。

克里斯提尼对志愿公诉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平民力量壮大，贵族力量削弱。

其一，进行部落重组，以德莫为单位的地域部落代替氏族部落。

氏族部落时代，多数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氏族部落的掌权者控制部落，掌握部分司法权力，成员之间的冲突在内部解决，妨碍了平民利用城邦公诉制度的权利。

以德莫为单位的部落破除了血缘关系的束缚，部落的司法权力受到限制，成员可以选择公诉制度。

其二，公民大会掌握了部分司法权力。

克里斯提尼之前，战神山议事会仍然牢牢掌握司法权力，即贵族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的司法权力，平民败诉的可能性极大。

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掌握司法权力，平民得以将案件提交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而不受战神山议事会贵族势力的控制。

志愿公诉数量得以提高。

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进行民主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切保护宪法的权力，把权力分配给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议事会。

此举剥夺了贵族的司法权力，志愿公诉制度发展的障碍得以清除。

除民主改革之外，雅典帝国的扩张也促进了志愿公诉制度的发展。

其一，雅典陪审法庭掌握帝国的司法权，雅典与其他帝国成员间的纠纷要在雅典审判。

其二，雅典成为帝国贸易中心，帝国成员间的贸易纠纷要在雅典审判。

其三，雅典收入增加，可以提高陪审员的津贴。

其四，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得到雅典的公民权，因此，雅典在公元前450年通过了《限制公民权法案》。

越来越多的法案针对非雅典公民非法获得谷物。

综上可知，雅典的民主改革清除了志愿诉讼制度发展的障碍，是内部因素;帝国的扩张为志愿公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外部因素。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志愿公诉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得以自由发展，甚至被滥用。

志愿公诉的类型

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有不同的公诉类型。

主要的公诉类型有:资格审查、离任审查、负债清单、占有城邦财产、当场拘捕、财产交换、告发、非法法令指控。

使用频率最多的是离任审查、告发和非法法令指控。

离任审查是指在公职人员离任前，有关人员对公职人员任职期间的履职及财务状况的审查。

公职人员任职前有资格审查，以防无资格人员非法担任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离任前，进行离任审查，以防有人渎职和非法使用公共财产。

离任审查有两种:一种是针对履职情况的审查，另一种是针对财务问题的审查。笔者重点论述财务问题的审查。

离任财务审查由10名审计员执行，并提交陪审法庭，由陪审员决定公职人员是否合格。

假如审计有问题，审计员会根据审计情况提出不同类型的控告，如挪用公款、受贿、非法使用城邦公共基金和财产等。

假如审计没有问题，审计员会问其他公民是否有异议。任何公民都可以对审计结果提出异议，且起诉违法的公职人员，交由法庭审判。同时，公民个人提·出诉讼，会有败诉的风险，并需要接受处罚。

告发

告发是雅典人为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防范危害城邦利益的行为及提供给民众监督的权利而设立的制度，任何公民及奴隶都可以告发滥用权力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将军)及危害城邦利益的人。

告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梭伦改革时期。

前文提到，梭伦为帮助平民、压制富人而建立志愿公诉制度，告发可以非常有效地监督富人对权力的滥用。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体》中提到，梭伦为防止有人颠覆民主而制定告发的法律，“(梭伦制定针对他们的告发法律)”。

其中，告发的名称“eigsangelia”来源于该句中的“(告发的法律)”。

此时，战神山议事会拥有保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拥有司法权，所以告发案件的审判交由战神山议事会。

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逐渐掌握部分司法权。

告发案件的审判有时归于战神山议事会，有时归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

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司法权，告发案件交由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大部分针对将军的告发案件都是由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审判。

有关告发将军的案件，可以参见哈森的统计。

四百人政府被推翻后，雅典重新整理法律，扩充了之前的告发法律，制定了非常具体的告发法律。

告发法律涉及五类案件:其一，推翻民主;其二，叛国罪;其三，作为演说者收取贿赂;其四，欺骗人民;其五，危害城邦利益，比如危害海军和贸易、毁坏公共建筑和档案、献祭行为等。

这只是告发法律规定的案件，但是规定之外的其他案件，也适用告发程序。

“大量的证据表明，对那些突发或者严重的行为通常都会按照此种程序进行处理。

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甚至更早，即使十分微小的案件也开始广泛地应用这一程序。”

关于告发的具体过程和具体案例，由于史料原因，笔者重点论述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及以后的情况。

告发者可以是公民、奴隶或者外邦人，告发对象可以是任何人，不论公职人员或平民。

告发者将案件提交到五百人议事会，议事会主席团会对案件作初步认定，若决定由议事会审判，则被告要缴纳保证金;若是叛国罪或企图颠覆民主，则被告直接被羁押。

五百人议事会审理的告发案件，罚款少于500德拉克马;超过500德拉克马罚金的案件，则交由陪审法庭或公民大会。

非法法令指控

梭伦改革之后，公民个人可以提议新法令，并交由公民大会通过。

若是公民大 会通过，则提议者不会受到惩罚，新法令立即生 效;若新法令与现存成文法律相违背，则 提议者要受到惩罚，或罚款，或流放。

此举旨在维 护雅典法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以防有人借新法 令满足个人利益。

公元前403年之后，新法令的 提议程序变得复杂，通过公民大会的表决之后，还 要征得立法委员会的同意。

非法法 令指控的对象就是新法令提议者，罪行是他们提 出与现存法律相违背的法令。

非法法令指控在公 元前4世纪中叶普遍存在，可能与此时雅典的城 邦内外局势有关，尤其是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出现 了较多非法法令指控。

志愿公诉制度的弊端诉讼之风盛行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开始，诉讼之风盛行。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戏剧里讽刺雅典人爱诉讼，《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鸟》《普鲁图斯》等喜剧都出现讽刺雅典人“爱诉讼”的习惯。

这与志愿公诉制度有密切关系。

志愿公诉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帮助弱者、抑制富人，但随着城邦历史的发展，城邦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志愿公诉制度成为打击政敌、报复仇人和获得政治资本的工具。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之后的雅典，城邦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民主制在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3年两次被颠覆，城邦政局相当不稳定。

控告对方有罪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前文已经提到，雅典将军频繁被告发而获罪。

据汉森统计，从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355年，共有35位将军被告发，其中21位将军是因为受贿或叛国。

将军作为军队的领导核心，处于政治漩涡之中，政敌较多，因此他们频繁被公诉。

志愿公诉也是报私仇的手段之一。

相对于人身攻击等暴力手段，志愿公诉是合法化的报仇手段。

在雅典，人民普遍赞成通过诉讼复仇。

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基涅斯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但二者政治理念不同。

德摩斯梯尼主张反对马其顿的扩张，希望雅典人团结起来抵抗马其顿的入侵，是“主战派”;埃斯基涅斯主张与马其顿保持和平，是“主和派”。

政治理念的不同，使两人矛盾不断，私仇愈深。

德摩斯梯尼在《论出使》中控告埃斯基涅斯收受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贿赂。

埃斯基涅斯在《论出使》中为自己辩护，并攻击德摩斯梯尼。

埃斯基涅斯认为德摩斯梯尼不配授予“荣誉”，德摩斯梯尼则在《论王冠》中为自己辩护。

雅典人利用志愿诉讼制度，或打击政敌，或解决私人仇恨，以获取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利益相关的政治家之间甚至会组成政治联盟，通过诉讼打击政敌，控制雅典政局。

讼师日渐增多

讼师是指通过参与诉讼而获得报酬的人。

当诉讼案件增多时，投机的人会参与到诉讼之中，或充当起诉者，通过赢得诉讼以获取报酬;或欺诈富人，以起诉相威胁而强迫富人“花钱买平安”;或作伪证，获得金钱报酬;或参与到讼师联盟，借助团体力量捞取利益。

公元前411年，“三十人委员会”成立，成立议事会，任命行政官员。

“接下来他们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逮捕和审讯那些在雅典民主政治时期的‘告密者’。

按照一般说法，这些人以告密为生，曾对贵族造成损害。”

该段中的“告密者”，即本文所说的讼师，他们“以告密为生”，欺诈的对象是雅典富人。

正如塞拉麦涅斯所说:“因为那些‘告密者’捞取别人钱财，起码还给人留条活路;但是我们呢，为了贪图钱财，还要把那些没有任何过错的人给弄死。”

据此可知，此时讼师数量已经很多，但他们欺诈富人钱财，引起众多不满。

冤假错案频发

当志愿公诉制度成为打击政敌、报私仇和赚钱的工具时，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阿吉纽西审判和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406年，雅典及其盟友组织了150艘战舰，在伯里克利、狄奥麦顿等8位将军的领导下，与斯巴达海军联盟对战于阿吉纽西群岛附近的海面，并最终获得胜利。

但是，随后雅典战舰遭遇风暴，大量战士溺亡。

8位将军回到雅典后，因未及时打捞船员和阵亡将士遗体，遭到起诉，多名将军被处死。

塞拉麦涅斯及其支持者是冤案的罪魁祸首。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以“不敬神”“败坏青年”等名义诬陷，被判死刑，也是一大冤案。

综上可知，雅典志愿公诉制度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

其设立于梭伦改革时期，使下层公民的力量壮大，得以靠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了民主的“火种”。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厄菲阿尔特改革则完善了志愿公诉制度。

公元前5世纪中叶，志愿诉讼制度得到空前自由发展，几乎涵盖诉讼的各个方面，使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城邦管理者”，维护城邦利益。

但是，志愿公诉制度也成为部分人投机的工具，尤其是通过志愿诉讼制度打击政敌、报私仇、赚取钱财的人，导致雅典城邦诉讼成风、诉讼增多、冤案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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