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支持培育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积累、人才队伍和集成解决能力，需要服务商对企业进行专业诊断，提供从规划设计、系统开发、建设部署到运营维护的一揽子服务。调研发现，目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市场上，服务商服务能力和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服务商的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采购等适当方式，激励集成服务商结合既往经验，梳理形成分行业、分区域、分类型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及推进路径，形成经济适用的标准化模块，降低方案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励和促进不同行业、专业领域的服务商，通过联合或合作等方式，形成综合服务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并支持其将各种制造经验数字化、模块化、通用化，赋能更多传统制造企业。
第五，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很多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补齐尚需时日。破解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多措并举。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云计算中心等关键技术领域，激发创新合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产学研用的对接沟通，联合开发面向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需求的系统和装备，用好用足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助力装备企业在实用迭代之中实现质量提升。
第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有关调研发现，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发展战略缺位、转型缺乏方向。近年来，受国际形势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本质在于“转型”，未来愿景不明，转型方向不清，数字化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动力和能力自然就会不足。当前情况下，促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能就数字化论数字化，必须首先解决好企业发展环境、发展方向与发展信心问题。换句话说，除了要注重优化与数字化智能化直接相关的外部政策环境外，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包括监管政策的进一步透明和稳定、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加快推进等。只有这样，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才能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取得更好和更可持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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