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晓叶：乡村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员工福利网

这本文集是对我乡村研究经历的一段如实记录，同时也展示了我作为社会学学者对乡村制度变迁研究的一种学术情怀。

对乡村研究的兴趣，也许就缘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南开大学学习社会学并续读研究生。费孝通教授作为开班导师，耄耋之年的他亲临授课，组织讨论，主持开题，为恢复社会学教研，也为带出一支新队伍，言传身教，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他对乡村研究开启的知识启蒙和田野愿景，曾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虽然我对乡村的了解远久于大学时期，但知青时代留下的深刻印象早已被进厂务工所淡化，乡村的景象渐行渐远了，费老的引领帮助我再次打开了乡村记忆，焕发出探究的热情，憧憬对变革中的村庄经济社会做一番调研。不过，我真正有条件踏入村庄开始研究工作，却缘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中国南部一个工业化村庄的探访。

第一次进入南部的村庄，我就被那里的剧变所震惊，那正是20世纪中后期乡村工业化浪潮在村庄留下痕迹的地方，我称之为“超级村庄发生的再造”。那里的村庄工业，是珠江三角洲农村改革开放初中期典型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企业采用的股份合作制类型，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一起，曾经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发挥过重要作用，直接推助了乡村工业化乃至宏观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所称谓的“超级村庄”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型成一种“非农社会经济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新结构，吸引着我的目光，触发了研究的冲动。开展研究需要对这一事物的全貌进行缜密的观察，发现其中一些过去未曾被注意和记录的事实，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出于这种需要，我首先选择了单个案例调查的方法，希望通过对个别村庄进行比较详细的调查，尽可能多地了解深层次的、本质性的东西。我所选择的案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基本具备了20世纪90年代超级村庄发展的典型特征，我随即多次进入，在那里完成了对村庄社会变迁的案例研究。

通过对这个初始案例的研究，我确定了一条主要思路，之后作为主题一直贯穿在我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始终。这就是，描述和分析农民怎样在村域内集体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社会结构和传统力量怎样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村庄的社会变迁。由于这一变迁的实际过程既受到城市工业或沿海外来经济的直接影响，又具体地发生在一个个小范围的村庄里，并且是由村庄“请工业进村”的，因此，我的诸项研究都要特别说明新的经济动力与传统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又由于这种种变迁并未按照一般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某些预期假设而进行，因此引发出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关系和问题。现在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就是从不同侧面着重探讨了这些正在变化和形成中的新现象。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一文，即对这种新现象最初获得的认识。我将上述主题具体化为村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并存的现象，讨论工业化的超级村庄如何在二者的冲突与共生中得以发展。这样的视角，使我对村庄发展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现象有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理解。在这些经济高速发展的村庄中，虽然工业化的冲击和经济边界的开放使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向“准城镇”类型的转化，但村庄的传统文化仍然在顽强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没有彻底让位于工业和城市文明。可以看到，在村社区文化作用下产生的社会边界的相对封闭性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与市场原则作用下的开放的村庄经济时常发生着冲突，要求经济发展为村庄利益做出必要的让步，经济理性必须依据村社区文化进行某些修正，因而正在成为村庄经济持续发展中的难题。而另一方面，这种封闭性与村庄经济的开放性之间又是共生共荣的。村庄的内向聚合力和合作精神、自我利益的保护机制，以及传统组织资源和社会关系在现代产业组织中的有效应用等，又是村庄在孤立无援的自我发展中，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的保障。因而，即使是超级村庄，也仍然保留着乡村社会的规范和乡村生活秩序，目前在社区形态上也只完成了向“工业村”的转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具有“中间社区”的特征，正在完成“自然城镇化”的过程。而这种“中间性”，究竟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形态，还是一种有着生存根基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社区形态，仍然有待时间的验证和理论上的探讨。总之，在超级村庄发展的现实中，似乎可以找到某些乡村传统文化再获新生的契机。因此，在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村社区结构和文化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基础，它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合理地存在，仍然是中国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由于研究目的是讨论中国农村工业化引发的结构性变迁及城乡关系的变化，我主要选择了农村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进行持续调查，收入本书的论文所依据的调查资料（1996—2019）正是来自这些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动最为剧烈，是研究农村变迁首先受到关注的地区。初始案例研究使我对超级村庄有了一个定性的认识，确定了它的基本特征，从中获得的认识和结论，被用来作为比较研究中设立假设的基础和依据，它所提供的调查资料，也被作为与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其他几类村庄进行比较的材料。我与合作者陈婴婴教授曾以“社区的实践”为题，在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类型的超级村庄进行了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一种，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模式中村庄的比较，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下会产生类似的工业化村庄形态”，用以解释外因的限制性条件如何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超级村庄作为中国那一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别类型，可以说是工业进村之后村庄变迁的一种顶峰状态。它并不只是个别案例，而是在不同区域发展模式中都存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我和合作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讨论问题，关注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出现此种现象，反之在同一条件下又为什么会存在多样化的选择。经过对不同地区的发达村庄进行考察，我们采用“集体制”合作体系、“股份制”合作体系和“村政”与“民企”合作体系三种基本指标进行分类，在经济同样发达的邻近省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选定了几个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还在每个案例村周边选择了一两个非超级村庄进行观察比较，以便对变迁发生的限制性条件进行说明。通过深入地讨论村庄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我们延展了前述研究的主题，进一步发现了村庄工业化过程中“新的经济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互动融合”所产生的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和关系，对于乡村日常工业生活的逻辑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比较研究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同一地区不同村庄的比较，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同一制度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工业化村庄形态”，用以解释内因条件的决定性作用。我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在国家宏观制度变迁背景下，在某些地区相同的制度条件或环境下，工业化仅只在某些乡镇和村庄启动并持续了呢？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它与乡村传统力量之间因互动而产生的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和关系，又怎样推动了工业的落地和发展呢？这些问题引发的微观动力机制，是我理解和讨论乡村日常工业生活逻辑的议题和主旨。

乡村工业化的历史实践表明，工业与乡村结缘是宏观制度条件与微观动力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其中乡镇企业发展中，乡一方的视角和村庄的主动回应尤其值得关注。这一时期的乡村工业化，一方面是工业体制对乡土资源进行利用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乡缘关系应对工业体制的过程。比较研究促使我对工业化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我选择“工业的乡缘”视角，采用“适配”概念，解释这两种要素或力量在互动中各自产生的适应性的变化，更多强调行动和促使变化的动态过程。对乡村社区结合紧密的亲缘、地缘、业缘和政缘关系概括成为乡缘这个综合性概念，意在表明：乡缘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更是一种制度体系，一种在乡土传统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制度机制和行动策略结合体的乡缘，与工业组织之间存在相互的动态适配性选择和融入。当乡缘固着、悬浮、扯裂或重建时，工业也相应地出现扎根、留根、伤根、移根等多种形态。由此结合而产生出的乡缘与工业的适配关系，成就了独特的乡村工业化方式。

我采用适配分析视角和案例比较方法，通过对多个案例村实践中乡缘与工业的适配过程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将一系列乡村日常工业生活中琐碎而独特的、看似互不“搭界”而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统一起来，提供一种内在逻辑一致且具有实证意义的分析思路，以便论证“工业进村”不仅是经济生活“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的问题，而且是参与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影响甚至决定适配形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工业化是将乡缘规范纳入到工业生产和组织中的社会互动过程。乡缘与工业的适配关系，将为“工农相辅”结构空间的打开、资本回乡以及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的模式。上述研究中的几篇主要论文编入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工业化与乡村社区变迁”。

在学术研究的旅途中，我是一个慢行者。村庄变迁，是我走出校门，离开教学工作，进入专业研究院所不久即开始的一项独立研究工作。不曾想到的是，一脚踏进“村”里，竟然再也没有离弃过。村庄案例虽小，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村变革最基本的方面和重要特征，对于我所要研究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这类工作极具魅力，使陷于其中的我欲罢不能，竟在此留连忘返耕耘近三十年。这些地方的有些事情和有些人物的命运，能让我牵挂一辈子，因为说到底，他（它）们还关涉我自身的人文关怀。

我将村庄作为观察的基点，从这个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开始解剖，去捕捉农村社会变迁的蛛丝马迹，再由此向外追索和推展。那伸展出去的线索有多长有多远，就力争追索到多长多远，直至不同层级的政府行政和市场范围。这种追索和积累，形成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我并没有囿于“村”中而不可自拔，研究的边界并没有限定在村庄，而是开放的。从中生发的诸多研究议题，大都需要立足于村庄又必须超越村庄才可能完成和解释，即便涉及微观农民行为和村社区选择，也须将之放置于大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去观察。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这些行为本身早已超出村庄的边界，而且只有将其放入更为宏观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完整地加以理解。

收入本书的论文，主要都是依据这样的观察而完成的，那些超出村庄而论道的研究成果，分别收入本书的另外几个部分。其中关于农民再合作的研究形成本书第二部分“制度环境与农民再合作”；关于产权变革的研究形成第三部分“产权难题与乡村制度变迁”；关于项目制和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形成第四部分“项目制与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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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集的形式集中展现个人在某一领域的研究所得，好处是一股脑地端给读者，让他们对作者的研究全揽在案，可以信手翻阅，集中地检验研究是否具有思考的连贯性，背后是否体现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问题，是否具有学术积累的价值。尴尬之处是，最容易让作者露怯。文章虽归类安排，却单篇独立，难成体系。其中有的是青涩的难以完整配合的初始观点，有的是未来得及延续下去的开篇之物，还有的是因对前人研究文献的疏漏而产生的自以为是的想法。但可以坦然的是，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对一个学术研究者逐渐进步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有所了解，这也是文集才能提供的机会。除此之外，经验研究还限于所依据的资料具有时期性，需要读者对国情的变化具有基本了解，才能够与作品产生共鸣和互动。等等，不一而足。因而现在呈现给读者时，仍不免心怀惴惴。唯有希望在读者的评说和鼓励中，砥砺前行，让自己的认知得以升华，让学术生命之树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