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宗教大觉醒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废奴主义，但无法根本废除奴隶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开始推动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但效果有限。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废奴运动“并未使奴隶都自由了，而只是改换了奴隶的主人，即把奴隶从北方送到了南方”。通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确实帮助约10万黑人成功逃离奴隶制，但是绝大多数黑奴仍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自由的”黑人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护
美国宪法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对权利和权力限制作出了规定。然而，黑奴是财产而不是公民，不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北方与代表种植业的南方进行了多次讨价还价，如3/5妥协、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无一不涉及奴隶制度。然而，奴隶制造成南北地区之间激烈的制度之争，妥协只能延迟冲突，却无法避免南北战争最终爆发。
美国内战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林肯总统签署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并非解放全部黑奴，而是解放叛乱州的黑奴，目的在于削弱南方的实力，这是一种战术选择。对于未宣布独立的州，奴隶制仍然受到保护。在战争期间，南方对黑奴的强迫劳动从未停止。
甚至内战后的重建也并没有为黑人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和强制劳役，但是不包括“对罪犯的惩罚”。种族主义者通过《吉姆克劳法》，把黑人送进监狱，“合法”地强迫黑人劳动。美国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虽然承认黑人的国籍和选举权，但更多是为了帮助共和党控制南部而作出的政治选举安排。由于3K党等种族主义势力在南部十分猖獗，黑人参加选举的机会并未真正实现，大量黑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877年，战后重建以妥协草草结束。有色人种协进会创建者杜波依斯对此评论道，“奴隶自由了，晒了一会儿太阳，然后重回奴隶制”。
重建也并未根本改善黑人的经济地位。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技能，黑人不得不接受谷物分成制，即黑人佃农租种土地，秋收时上缴一半或2/3的收成。在缺乏基本生产资料的情况下，黑人只能转向借高利贷，而收成则被种植园主恶意低价折算。这样，佃农因陷入高利贷而无法脱身，被更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种植园主怂恿各州通过“流浪法”，把佃农中断合同的行为定为犯罪，对无雇主的劳动者罚款1000美元或者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为此，佃农不得不以劳役形式偿债。
而劳役偿债只是改头换面的奴隶制度。据统计，1870年至1920年间，美国南方有20万黑人被强制从事挖煤、伐木等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监禁、毒打、性侵等事件频繁发生，上万人因受伤、疾病和殴打致死。仅在亚拉巴马州的普莱特煤矿，就有上万名黑人被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帮助美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是以大量黑人丧失权利和生存艰难为代价。1903年，一位名为嘉丽·金赛的黑人女子，因自己14岁的弟弟被卖到种植园强迫劳动，而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信求救。但该信并未得到回复，而是转给了司法部，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
“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在美国将长期存在
强迫劳动存在多种形式，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非洲裔仍是被强迫劳动的对象。在内战结束后的近一百年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仍然盛行。为争取与白人拥有同等权利，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自由主义者一起发动了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1954年至1968年间到达高潮。1964年的《民权法》与1965年的《选举权法》废除了在公共场所、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使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得到保障。但是，对个体的强迫劳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劳役偿债制下，白人虽不再拥有奴隶，但仍能通过欺骗性合同或债务强迫黑人劳动还债，欠债的黑人一旦落入高利贷陷阱，便永远还不清债务，从而被永久束缚。美国历史学家安托瓦内特·哈勒尔发现，到1973年，仍有黑人被奴役。在路易斯安那州圣查尔斯堂区沃特福德种植园，这些非自愿劳工没有社会资源，也无处可去，有的家庭已经5代人在此世代偿债。当时他们所欠的只是面包、糖果、火柴、烟草、医药等费用，但由于工资收入很低，一个月的工资仅够偿还医药费。这些劳工中95%为黑人，由于害怕被报复，他们不敢公布姓名。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革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族平等和人权观念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对黑人的公开强迫劳动逐渐得到制止，但隐蔽的强迫劳动仍然在少数族裔中存在。2005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美国政治发展中的种族制度》写道：“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演化着的、相互竞争的‘种族制度秩序’，一种是‘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另一种是‘平等主义变革’秩序，这两种秩序始终进行着相互竞争。”而近年来不断加深的美国政治极化使两种“种族制度秩序”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来源 光明日报
编辑 段岚茜
二审 杨韬
三审 田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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