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制度的建立，源于茶马古道，它是一条穿行于西南边疆的马帮道路。这条古道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因为藏地与其他地区饮食习俗不同所致。

藏族人民身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温低，以肉食为主，来保温避寒。但是肉食太过荤腥，需得用茶叶才能消解其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可以说是藏区人民的必需品。

藏区因为地形气候原因，是不产茶叶的，但和西藏紧挨的川滇地区却是盛产茶叶的。而藏区的马匹又是川滇地区稀缺的，二者的经济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所以贸易活动频繁开展起来，形成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形成于唐宋年间，唐朝时的茶马互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如《封氏闻见记》载：“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人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可见互市已有，管制稍缺。

到了宋代时，多个政权并立，兵戈不休，优质战马资源被契丹、党项等族人所占有，宋朝为了应付北方的强大军事威胁，需要购进高战力战马，这时候茶马古道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朝茶马互市制度建设

明朝建立之后，中原与西藏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当时的河州、秦州、洮州都是汉藏两族进行贸易的主要地方，两地贸易中茶叶和番马的份额呈大幅度增长。

比如明武宗时，“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可见茶叶的贸易量之巨大，“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番马的交易量同样很有市场。

随着贸易比重的加大，明朝政府将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也提上了日程。洪武五年时，规定茶马贸易“马一匹，茶千百斤。”对于贸易比价有了明确规定，在洪武十六年出台了“土赋”制度，对于乌斯藏地区的贡期和贡使都有一定的规定。

之后为了防止官员假朝命以济私，洪武26年推行“金牌信符”制度，《黄愧岁钞》中说道:“洪武初于陕西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制金牌四十一……以茶易马，上马四十一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

到了明万历年间，明朝政府颁布了“收纳差发马匹，给以价差”的茶马比价制度，它是鉴于明朝与周边马背民族往来密切基础上，对于茶马交易的进一步规范。

以上所有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多是明太祖洪武朝颁布的，可以看出整个茶马互市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是政府看到了茶马互市背后巨大的利润而主动推行的。

这种推行是与明朝的国防密不可分的，明朝即使统一天下，但也面临着北方鞑靼、瓦剌、建州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战马的需求量依然很大，而藏区的番马质量优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明代茶马互市的终局

明代茶马互市繁荣的背后一直存在危机，只不过被前期贸易的盛景掩盖了，这里面既有着制度方面的缺陷，又有明后期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冲击，与统治的薄弱也有一定关系。

茶马互市制度的危机

为了政权统治的稳定，朱元璋以垄断的方式，通过茶马贸易从其他民族那里获得优质的战马，这是以牺牲这些民族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的，时间长了自然会积压不满情绪。

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鉴于茶马互市中的巨大利益，明朝政府颁布了更加苛刻的管理制度。比如明朝后期实行的禁茶政策，将所有的茶叶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更易于垄断茶马互市。

这时就不是茶马交易了，而成了明朝政府的独角戏，更便于对优质战马资源的掠夺，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制度必然不会存在太久，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人贸易兴起，冲击着官方的垄断地位。

其实针对走私、黑茶等民间活动，明朝一直有制度限制，比如上文提到的金牌信符制，就是一种官方认定，审核身份的制度，如无信符的话，是要被判重刑的。

明朝后期商人阶层的崛起，冲击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进行，他们通过低价向少数民族购买马匹，进而高价卖给政府，从而赚取差价，又或者通过低价购进茶叶，再长途跋涉高价卖给少数民族，获得优厚的回报。

此时国家再也不能独揽茶马互市之权了，反而在民间商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切都是早期茶马互市管理制度埋下的后患。

不能因为明朝政府在茶马互市管理制度设定上的目的不纯，就否认了茶马互市本身的历史性贡献。客观来说，正是在明朝政府的主导下，茶马互市才得以繁荣发展。

如果放任其自由无序发展的话，汉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就没有那么频繁，而且时断时续，不利于发展壮大，那么内地与西藏地区的联系也会大打折扣的。

明代茶马互市管理制度，也为现今处理民族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经验， 而且它对明朝前期的影响是积极的，促进了农业进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结语

茶马互市管理制度，属于明朝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它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这些目的的背后就是明朝加强集权、稳定政权的初心。

最终的效果是明显的，通过茶马互市虽然牺牲了商业环境，但是明朝的农业发展蒸蒸日上，国家统治的根基筑牢了。时移世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管理制度走向了终局，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

《中国经济史》

《明：繁华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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