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陈启泰建议，除了在军律的满官以外，其它的文职满官要和汉官一体丁忧守制，顺治十年四月，经过九卿会议，决定满官按汉官例。一体离任丁忧，不过，仅仅过了一个月，吏部奏：“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有官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练者，不便照汉官一例丁忧，议于在家局丧一月，即出办事，仍私居持服三年”。
顺治经过和官员讨论后，同意调整丁忧制度，也就是说，满官遇到亲人逝世，并不需要离开职位，只需要在家丁忧一个月，就可以上任，而汉官则需要27个月。
在这之后，清廷依据满族人的习惯，制定了更加详细的丁忧制度，使其更符合满族人的习惯，具体调整如下：
一、康熙三年规定，“在京满洲、蒙古、汉军文官遇亲父母，祖父母，与所后父母，祖父母亡故者，以故日为始，居丧三个月，奉差出征者，以到京日为始，亦准居丧三个月”，这次调整延长了满官的丁忧期限，缩短了汉官的丁忧期限，也就有了清代文官常说的“百日”。
二、顺治十年所定的满族丁忧制度，只是规定在朝满官的丁忧期限，由于当时统一战争并没有结束，地方上行政事务的管理和军事征伐都必须依靠满官，所以在外任职的官员并没有被要求进行丁忧守制，到了康熙十二年，统一了旗下服制，在外满洲、蒙古、汉军文官，不论亲属亡于何地，都要“令其解任，照汉官例，以闻丧日为始，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
三、康熙五年，专门修改了外任汉军的丁忧制度，当时庆远府知府李学礼的父母相继逝世，于是就请辞官扶柩归旗，并请照汉官例守制27个月，但是按照顺治十年的丁忧制度，外任汉文官者，“父母在京物故，准回旗守制六月，其卒于任所者，守制一月，即起视事”，当时李学礼在外任职，父母在任所亡故，所以只能守一个月，和李学礼要守制27个月的请求冲突，不过李学礼的请求成为了修改外任汉官丁忧制度的契机，改为“以到京日为始，守制六个月”。
到了康熙十二年，将外任满官、蒙古、汉军官员的丁忧期限全部和汉官统一，不管亲属在何地去世，都要离开职位，回到京城守制27个月，至此，凡在外任汉军官员遇到丁忧事件，都必须开缺离任，回京守制27个月，然而到了乾隆朝，再次修改丁忧期限，但不包括汉军旗人。
嘉庆十六年，汉军尚维侗百日孝满后，向嘉庆帝请求回复原职，帝大怒：“凡汉军大员丁忧，皆照汉员之例，守制二十七个月，并不奏请赏差之例”，从这也可以看出，清朝皇帝对待汉军官员和满蒙官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满汉官员在丁忧期限上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从原则上并无不同，可实际施行起来，却明显有区别对待。汉官如果遇到亲属亡故需要丁忧者，必须开缺离职，回原籍守制27个月，但满蒙官员遇到丁忧事件时，只需离职，不需要开缺，也就是说只是暂时离职，职务还在，而且只需要居丧百日即可，不需要27个月。
其次，外任汉官和外任满官在丁忧期限上也有不同，乾隆十四年之前，大清律令在规定上，二者在丁忧期限上的规定并没有任何不同，乾隆十四年之后，外任汉军官仍保持和汉官一致，但满洲、蒙古官的丁忧期限却缩短为了3个月，而且期限一满就可以入京任职，由此可见，汉官和旗官因为身份不同，在丁忧期限上遵守着不同的原则。
不过清代的丁忧制度还是比较灵活的，特殊情况和特殊地区都可以有相应的变通，在盛京地区以及中央太医院等衙门，由于可替代的人员不多，所以盛京等处的文官，遇到丁忧时，在任守制三个月，在京故亡者，或来京守制，或在任守制，“听其自便，不解任”，其次，钦天监官员，穿孝27个月，在此期间，停止升转，扣资三个月。
在宋元之后，武官的丁忧制度基本被废除，明朝也不允许武官丁忧守制，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武官多半需要保家卫国，离职的时候往往给敌人可趁之机，所以从朱元璋立下武官不丁忧的制度后，明朝历朝皇帝都恪守洪武帝之制，武臣不丁成为了定制。
清朝开始时也承接明制，顺治至康熙朝中期，武官都不丁忧，直至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武官何傅上奏希望武官也丁忧，康熙帝认为“孝者，治天之本，理应丁忧。且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丁忧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
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经过九卿会议，定文武一体丁忧，且规定武官在丁忧期限上“二十七月期满，始行补用”，而且无满汉之分，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修改丁忧成例，将满武官丁忧原则改成与满文官划一，也就是“持服百日，期满即行当差，并不二十七月”
和明朝对比，清朝的武官不仅和文官一体丁忧，并且还在原职，乾隆觉得满官如果三年没有差使，又没有习俗制约，闲散定居，对此管理上会有问题，且有骑射荒废之虞，所以让满官丁忧只需满三个月。
那么，丁忧期间，满汉官员的待遇又是否相同？
满汉丁忧期间是否领取俸禄，在清代政书当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通过一些零散材料进行分析。
乾隆在丁忧之所以会给满官有特殊规定，一是为了让官员尽礼尽哀，以尽到孝道，但由于满官比汉官少，许多职位上又不能让汉人担任，所以满官如果离职太久，就会让政务办理缺人，进而导致公务懈怠。
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满洲官员及世职，俱籍俸禄以养家口，如皆令离任开缺，无以为养家之资”，由此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满官由于不种田，离职后就没钱养家，所以，遇到丁忧时，官员在丁忧期间是不领取俸禄的，乾隆的这措施，是对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的一次大改，也是几千年来丁忧制度的大改动。
而且对于丁忧不领俸禄这一原则，乾隆极其坚持，即使对最信任的汉官大臣，也不动摇丁忧不食俸的成例，至于为何不愿在丁忧期间发放俸禄，乾隆如此写道：“此非为节用，乃教孝之大经也”，其实乾隆就是利用了儒家推崇的“束其言、其行、其身”来达到政治目的。
由上可以看出，丁忧制定对满官的仕途和前景，甚至是生活都没有太多影响，但对于汉官而言，影响极大，甚至会造成前途毁灭，政坛历经三年早已经物是人非，人事的变动对于丁忧官员来说，就意味着仕途的蹉跎。最为残酷的是，三年丁忧期间，不能够领取俸禄，这让汉官在升职上很难有优势。
清朝廷之所以让满汉官员遵守不同的丁忧制度，其实是有很深刻的政治目的。
首先，汉人本就比满人多，乾隆曾说：“以旗员人少，若皆守三年，则公事必致有误，亦出于势之不得已”，为此便偏袒满人，以减少职位空缺，其次，清朝时满臣本就比汉臣地位高，他们不仅仅只是皇帝的臣子，更是皇帝的属民，这也导致满臣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差谴，不能长期离开朝政。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为了保障满官的经济来源，按照清朝俸禄制度规定，官员只有在任职期间才能领取俸禄，若遇到丁忧，就必须停止发放俸禄，乾隆朝之前，旗人较少，全靠国家来养，让其维持生计，但至乾隆朝，旗人数量非常多，加上不能从商从工，为了解决旗人的问题，乾隆也是费劲脑汁。
这也是为何乾隆要修改旗人丁忧制度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省钱，甚至到了嘉庆朝，旗官在丁忧期间也可以领取最低的俸禄，相当于低保，可对于汉人，必须遵守丁忧不能领取俸禄的原则，由此可见，皇帝在经济上对旗员是有特殊照顾的。
丁忧制度虽然是清朝职官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实质上却是文化习俗以及道德观念的约束，统治者之所以刻意强调满官和汉官丁忧原则的不同，是为了保障本民族的属性和文化特制而作的规定，从丁忧制度上，也可以看出清统治者对汉人的歧视，光是丁忧上的差异就如此大，在别的地方，满官和汉官的待遇差异就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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