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语境下涉执企业信用修复制度的完善

执行程序中，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大部分属于财产性的，而非“信誉”“信用”“诚信”等无形商誉性的；而被执行人由于官司败诉，财产被执行，似乎天然具有减损商誉的负面效应。因此，在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处置时，如何减少对其商誉的影响是“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的重要方面。

（二）开展涉执企业信用修复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诚信社会的现实需要

法治所具有的“可预期”“易复制”“超稳定”等特点，决定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诚信社会建设的基石。可以说，法治搭建起了营商环境和社会的“骨架”，而信用则是其中的“润滑剂”，能够起到促进交易的达成，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如果经营主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就只能开展即时的现场交易，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难达成大宗长期、需要相互信任才能做成的远期交易。开展涉执企业信用修复，增加市场中的信用主体，就意味着可以增强营商环境中的信用力量，增加交易机会，活跃市场，增加经济总量。

（三）开展涉执企业信用修复是当前司法积极作为的重要突破口

实践中，一些涉执企业的“违约”、人员的“失信”并非其主观引起，而是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但因此形成的司法案件却很难分清到底是被动失信还是恶意违约，因此形成的案件开庭信息、文书信息、财产被查封冻结扣押信息、限制高消费信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也都在影响着经营主体的信用。对人民法院来说，不仅要追求“案结”，还要积极作为，做到“事了”和“人和”。结案后，协助涉执企业修复信用，能够尽快帮助其拓展客户源、稳定产业链和扩容融资池。

当前，人民法院对已经积极履行了法律义务、恢复诚信的涉执企业应当积极作为，协助消除涉诉信息对其影响，实现不良信用归零，给企业创造一个重新起跑的机会。

三、涉执企业信用修复的机制构建

（一）完善分梯度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体系

笔者认为，应将信用修复的关口前移，在实施失信惩戒前就考虑对被执行人信用的影响，建立起强度“错落有致”的失信惩戒体系。

在限制高消费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9种限制消费行为，这些限制措施涉及出行、住宿、购物、子女就学、投资等诸多方面。笔者认为，对这九项行为，可根据不同情形，由执行法官单向或者合并采取限制措施，以增强限消措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在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一措施中，并未对被执行人区分失信程度，也未区分主观形态。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其分为轻微失信、一般失信、严重失信，并对不同失信程度在不同范围内公开。另外，应增强纳入失信名单的精准性，向发改、金融、市场监管、人力资源、税务等不同部门定向分层次公布，做到精准惩戒。

（二）建立司法公信和企业信用良性互动机制

人民法院办理民事案件，是司法公权力对当事人民事权利争议的介入。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司法公共信用和当事人私人信用之间的博弈：生效法律文书普遍能够得到自动履行，是当事人私人信用对司法公信的支撑；人民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并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甚至采取失信惩戒措施，是司法公信对不诚信当事人私人信用的褫夺；采取了执行措施后，当事人之间失衡的权利义务得以纠正，对当事人私人信用的惩戒，彰显了司法的公信。

执行过程中，建立起司法公信和当事人私人信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有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案件执结后，对当事人予以信用修复，也体现了司法公信对当事人私人信用的帮扶。

例如，在前述案例中，执行法院启动了府院联动机制，加强了两家企业的监管和支持力度，确保了两家企业的合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变拍卖“烂尾楼”为“招商”，引入了垫资承包商。这实际上是司法和行政的公共信用为涉案企业信用“背书”、信誉“输血”，恢复了社会公众对这两家企业和项目的信任。

再如，在该案中，针对分散在多家法院的执行案件，上级法院及时启动执行“三统一”机制，所有执行措施一致，所有案件公平对待，避免个别当事人因恐慌而采取激进措施，杜绝“信用挤兑”，确保整体推进。

（三）建立执行措施预警和柔性化实施机制

执行措施实施具有不可逆性，一旦采取即留下相应信用记录。如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必然在被执行人户籍档案中留下司法拘留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执行措施实施的预警制度，例如建立预拘留、预限消和预失信等预警和告知制度，前置预警和告知程序，给被执行人一个主动履行的机会，仍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再采取相应措施。在强制执行措施方面，可以建立柔性化实施机制，分不同情况采取限期实施、立即实施、中止实施和终结实施等。

（四）督导第三方商业信用平台建立涉诉信息及时更新机制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影响当事人信用的涉诉信息，不仅包括执行程序中产生的信息，也包括开庭信息、文书信息等审判阶段的信息。其中开庭信息等是实时更新的，开过庭后人民法院就及时删除了，但是一些第三方商业信用平台抓取这些信息后，并不能同步更新和删除，还会持续保留在公示平台上。还有一些纠纷经历了一审、二审，甚至是再审和执行程序，虽然在人民法院形成了多个案件，但对当事人来说仅是一个纠纷，但由于一些第三方商业信用平台并非根据案件抓取相关信息，而是根据开庭次数抓取信息，就会导致当事人虚增大量涉诉案件。

笔者还发现，一些商业化运作的第三方平台，为了商业利益，采取收费才删除信息的手段盈利。应当加强对商业化运作的第三方信用平台涉诉信息收集、存储、发布和使用的监督，避免因一些不正当的使用方法影响当事人信用。

（杨敬栓，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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