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一课”制度是怎么来的？

之后，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加强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坚持在各级党组织推行党内教育的做法。1931年5月，《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就提出，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列宁读书班。1932年10月，中央宣传部在有关文件中，要求开设短期训练班、流动训练班、列宁小组、为特殊问题的读书会或研究会，帮助新党员了解党的理论和主张，实现理论武装。

油画《古田会议》 何孔德 1972年作

1939年5、6月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党内生活的制度建设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明确要求开展党章和中国革命政治常识学习，规定党小组必须兼具学习小组的作用，“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组会议作为学习会”等。这个指示，是我们党开展党课教育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出台《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组织生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到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给党员干部、学员讲党课。这表明，“三会一课”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并在实践中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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